所以，当我好不容易镇定地打开那张纸条发现上面写着“值班”的时候，我真的崩溃了，最后感觉经理好像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利用时间开花系统啊——他又把开发说成开花了，可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第十一回
我又花了很久时间才镇定下来。散会后，我鼓起勇气，敲敲门进了经理办公室，没有一点过渡我就直入主题地说，牛总，去年“十一”我就值班了，这次“五一”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每次叫牛总的时候，我就想起毕业那会儿，我们做毕业设计那个小组的组长也姓牛，最开始我们都学着香港警察的叫法，叫“牛队”，后来觉得不过瘾，季银川说叫头儿也行，于是最终版本就叫她“牛头”——这个组长还是个女孩子，可被我们戏弄了一下。
所以，到公司后，每次表面上我叫牛经理“牛总”，其实心里喊的都是“牛头”。
公司这个“牛头”属于有文化的生意人，而且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文化的那种，屋里墙上桌子上全是乱七八糟的奖状和一些在全国各个大学门口挤眉弄眼的照片。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摆摆手说，小张你别急嘛，坐下来慢慢说。
我坐了下来，不过还没轮到我慢慢说，他倒开始长篇演讲了，谈奉献，谈理想，谈刻苦勤奋的作风……
半个小时后，我咳了一声，他看了我一眼，继续接着说，奉献精神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你说一个人连起码的奉献精神都没有公司招他干什么？
嗯。
你们年轻人需要多锻炼锻炼啊。
是很要锻炼，牛总。
小张，你毕业三年，我也看得出，你是个勤奋老实的人，踏踏实实去做，一定能取得好成绩的，我相信你。
好的，牛总。
……
还有什么事情吗？
牛总，那我值班的事是不是……
我话还没完又被他接过去了，又开始谈理想谈人生，得，整个儿一死循环。
侃了一个小时，我都快晕了，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从他办公室出来，出门的一刻，我都晕到忘记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牛总”还是“再见，牛头”了。
不过，经过理智分析，终于从他的几万字的长篇演讲中压缩出一句有用的话——只要找到人和我换个班就行。
我立刻在心里盘算谁会和我换呢，在这个公司，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不想和我这种不喜欢说话的人做朋友，我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小团体，也不参加他们狗咬狗的斗争。
想来想去，只有每次给我送信的那个女同事和我关系还不错，每次吴羽飞给我寄来的小礼物，比如夹在信封里的全国各地风景照、北京的红叶、云南的蝴蝶标本、信封上的邮票等等，很多都友情转送给了她。
她正好也在郁闷，因为她也抽到“值班”，是我的下一班也就是五月的四五六号值班。我一找她换，她立刻就答应了，不过马上她就开出了条件：要我值四天，她值三天才肯和我换。
真是的，前三天半和后三天半不都是三天半吗？
把值班的事情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和那个7排24号通电话，有时候下班后一起去看看电影，只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敢再表现我的预言能力了，每次她问后面呢、后面呢的时候，我就摇摇头装小儿麻痹症。
到4月30号那天下午，我去中国移动为手机充够了钱，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妈，这个“五一”又要加班了，而且睡公司不回家了，如果有事就打我手机。
然后我就马上陪着我妈一起声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公司，她每牢骚一句，怎么怎么剥削人哪，我就说“就是就是”。
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啊？
我又说“就是就是”。
声讨了好一会儿，我妈累了，于是就表达了一下对我的关心，要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说，会的会的，对了，妈，四号是你的生日，我回去给你这五四青年过一个好好的生日吧。
五四青年节是我妈生日，我觉得我妈能永葆青春也是这个原因。
从电话里听得出我妈乐开了花，说，我还五四青年呢，都更年期了。
我又加了句让我妈更加乐开花的话，不，妈，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十八岁。
不过我妈开花归开花，革命的警惕性还没有散失，冷静地指出我一个错误，你这臭小子怎么知道你妈十八岁怎么样？
我有点郁闷地想，人生着大脑是干吗用的？还不是为了想像啊，这老太太！
就这样，我又一次善良地欺骗了我善良的妈咪，然后在4月30号的日落时分踏上了那趟西去的K11次列车。
第十二回
我买的是卧铺的下铺，一进车厢就躺在床上看窗外的夕阳。
这一切和几年前我爸妈送我去武汉没什么区别，只是这次我下车还能看到“国立武汉大学”迎接新生的牌子吗？还能找到初进校园时那种有点激动又有点害怕的心情吗？
有点伤感。
上铺和中铺几个人开始策划打牌，然后就礼貌地征用了我的下铺，我也没说什么，睡到了最上面去。其实上面很不方便，而且特别狭小，不过这样反而清静一些，免得睡在下铺被他们挤得蜷缩成一团。
列车向西的速度始终比不上太阳西下的速度，经过几座山、几条河之后就进入了黑暗。
火车咔嚓咔嚓的，好像时光机器一样把我带回到那次毕业旅行的火车上，那次也是4月30号的晚上，是我们仨在大学里仅有的两次五星级行动之一。
……
2001年的初夏，马上就要毕业了，每一个夏天的尾巴都是毕业生横行无忌的季节。
那个时候我们都理解去年毕业的一个师兄给我们说的那句话：
要在在校的最后一个月里做完曾经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这几个月来，一个学妹说，我们97级的学长像国民党撤离大陆一样无恶不作，想想也是：踢球喝酒都不算什么，有人还嚷嚷着“一切带不走的东西都烧掉”的帝国主义口号，每到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们就在草地上烧书烧被子，稍微文雅一点的围着火堆吟诗，豪爽一点的仰天长啸某个苦恋女生的名字，变态一点的就大声吼叫着唱歌。
那个时候，校园仿佛又回到了军训时，每到晚上到处飘荡着各种革命歌曲，有一首堪称经典，唱遍樱园、桂园、枫园、梅园以及武大湖滨的各个经典角落。
这首歌就是由我作词、季银川帅哥吉他演唱、吴羽飞唢呐配乐的：
樱园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啊。
来到了珞珈山； 珞珈山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恐龙，遍地是色狼。
往年的珞珈山；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今的珞珈山；与往年不一般；不一呀般。
如呀今的珞珈山；与呀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是武汉的小天堂。
再不是旧模样；是武汉的小天堂。
不可否认，我的词写得还挺顺口的，风靡一时，而且我还发现，那时候的歌真好听，至少比现在这些动不动就使用双截棍的人唱的歌好听多啦。
其实，我们仨倒不太疯，但看着别人疯心里也痒痒的。
就在那个时候，准文学青年季银川又创作出这句诗歌：偃缟 钇燮 四悖 邓 强煽诳衫郑 涫凳前卓 阋驳醚Щ嶙约和 锩婕犹恰？/p>；
我们三人经过商榷，决定这次加的糖是一起去苏杭旅游一次。
经过周密计划，在地图上捣鼓了半天，七嘴八舌吵了若干回合，才确定了长征的路线：武汉——南京——苏州——杭州——武汉。
本来他们俩还吵着要去上海，但马上就被我把这想法坚决地扼杀在摇篮里。这次行动我得完全向家里保密，本来爸妈叫我回家我就抗旨不尊了，如果再被我妈在上海滩某个角落发现了我的踪迹，估计我得被他们凌迟处决。
为了我的安全，他俩也没怎么反抗我。
买好火车票和路上吃的东西，我们三个人就开拔了。那次也是在4月30号的晚上动身的，我们仨都兴奋得不行了，尤其是我，小时候从来没体会过的春游的滋味终于得到了补偿。不过我这人比较会装，所以表面上绝对一副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冷冰冰的样子，吴羽飞说如果我是个女的，拖出去演灭绝师太连妆都不用化。
一上火车，吴羽飞就身轻如燕地占据了最中间的位子，她能不快吗？一出校门就叫嚣着，她是妇女，我们是男士，所以所有行李都要我们扛。
季银川咕嘟了一句，吴羽飞，别老是脚踏两只船啊，我们系俩大帅哥被你一个人霸占了，不道德，跟社会上包二奶似的……
话没说完，他就放下行李开始逃跑，不过还是被吴羽飞足足追杀了四个车厢。
其实我一直觉得季银川和吴羽飞是天生一对，不过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互相表白，有一次卧谈时，我把疑惑跟季银川说了，季银川在黑暗中和我张大眼睛像两只狼一样对视了半天，最后，他整了一句：学过中学数学吗？
我不屑地说，切，当然学过，我还得过奥赛一等奖呢。
季银川继续深沉地说，你不觉得三角形比较稳定吗？
我当时只有昏睡过去以生动形象地表示我对他的敬佩。
不过，他总结得真不错，大学四年里，我们看无数风花雪月在我们眼前变成落花流水，只有我们这个三角形，一直到毕业还是铁铁的关系。
第十三回
好不容易平息了战火，我们就开始胡聊，在飞驰穿行的黑夜的列车上，聊天聊得异常有感觉。先是聊文学扯八卦，后来季银川和吴羽飞又闹了起来，原因是季银川无意中说了句吴羽飞长得有点像林心如，吴羽飞觉得是在骂她，马上说翻脸就翻脸了，一点过渡都没有，攻击季银川踢球的时候脚法很李铁。
然后他俩你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