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et paper）等拉所必备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说，只知道问澳大利亚人Where are you from；How old are you一些废问题来寒暄。真是不知道自己六年来学了些什么。不过可喜的是笔者因理科差而留了一级，有幸学到新版的Oxford English（牛津英语），比老的教材要好多了。我们最终需要的人才是专长于一类的，当然我们也要有各科的基础，不能从小学一年级就专攻什么，为直达目的扔掉一切，这就仿佛准备要去公共浴室洗澡而出门就一丝不挂；但也不能穿了棉袄洗澡。我曾从《知音》杂志上看见一个处境与我一样又相反的人，他两次高考数学物理全部满分，而英语语文不及格，最终他没能去大学，打工去了。所以，现在教育的问题是没有人会一丝不挂去洗澡，但太多人正穿着棉袄在洗澡。
求医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脏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抖，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看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时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仙，把妇女全身看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永远的远方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这个认为很废话。距离很能吸引人。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
其实，三轮车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从它的轮子数目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