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吸引入会的教民，除了极少数自明末清初便开始信仰天主教的人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为生活艰难，企图获得物质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来一些人说的：“有很多穷人参加，他们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逼。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一些地方官员也证明说：“天主教民衣不蔽体，食无隔宿，储床灶于一掾，贫困如此。”贫困的穷苦百姓进入教会倒也还问题不大（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缓解了中国的社会危机），麻烦的是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寻求保护而加入教会。这类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参加反清组织如白莲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会求得庇护，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投入教会。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人本来就是一些市井无赖，流氓恶棍，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人数虽然不多，但为恶极大。一旦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两个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名声，比如美国长老会1886年在山东发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却有128人被开除教籍，就很说明问题了。
由于这帮人起的作用极坏（感觉和后世的“汉奸”差不多），加之双方本来的相互了解就不多，民间和教会之间的误会和冲突因而不断升级，遂演变成一系列的“教案”，由于西方传教士是受外国在华势力保护的，外国领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事件更加复杂化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则是这一时期民教问题的典型案例。
********************
已经上三江榜，大家多支持啊！
（九十六）四教合一？！
1870年5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案件（拐卖妇女儿童是孙纲在原来那个时代最为痛恨的事情之一，认为凡是宰了人贩子的人国家应该“罪减一等，概此辈人贩无有不可杀者”），而恰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教会育婴堂中收养的多名孤儿患病而死，一时间谣言四起，可更巧的是，有个偷拐儿童的歹徒武兰珍被一名被当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这下更是弄得民情激愤，士绅哗然，书院停课，给官府和教堂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县刘杰将人犯武兰珍带到望海楼天主教堂对质，却发现教堂根本就没有王三其人，教堂内也没有人认识这个武兰珍。
可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得知后大批赶来，数千人将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长时间不肯散去，大有不查个明白誓不罢休之势，以至于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好斗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在要求总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便亲自带人前往教堂，不料见到知县刘杰根本无力解散群众的时候竟然怒而开枪，结果将知县的随从“一枪爆头”，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愤之下，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乱拳打死”，连带天主教堂里的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教徒都死于非命，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慈善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被焚毁。由于这些参与者中尚有不少心怀鬼胎的秘密会社成员，这就使得这个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天津教案”发生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联合提出抗议，大批外国军舰也前来天津海面巡弋示威，局势极为紧张。当时德高望重但年迈多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受命处理这事，不料却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更为棘手，法国方面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全部处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大夫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出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曾国藩表现出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没有迎合公众愤怒的情绪，也没有屈从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决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说，他劝说朝廷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他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人的案件当中去，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楚了他们并非是拐骗而来，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随即请求朝廷发布声明“辟谣”，为外国教堂“恢复名誉”，然后开始对案件做出处理，他建议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这一下却惹恼了守旧顽固派，他们迎合群众的不满情绪，当即指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曾文正公就此“晚节不保”，落下骂名，成为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于事态出人意料的恶化，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李鸿章被调来接办此案，幸运的是，此时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法国国内局势动荡，腾不出手来对付中国，李鸿章迅速借此机会将此事予以解决，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中国赔偿法国损失四十万两白银，处死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1871年11月23日，刚刚镇压掉“巴黎公社”的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对崇厚说，“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随后接受了中国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机就此结束。
可是事情还没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国势力保护的传教士及外国教会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的结果，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利。因为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上级主教借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之手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烦，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不要捅到上面来，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决。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中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而民众的这种冤抑情绪一旦爆发出来，后果则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情况，连自以为“了解历史”的孙纲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现在的情形是，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员一听到和教会有关的案子就“哆嗦”，他们也深知目前处理这种问题的“危险性”，一个不小心就得丢官罢职，还得冒着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危险，而目前，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孙纲就是要借着这种形势，和那些保守派文人们开一个“灰色”的大玩笑。
在他的“授意”下，北洋军情处“驻京办”立刻开始了秘密活动。
不久，一个叫安维俊的御史上奏朝廷，说“现各地民教相仇，势同水火，而朝廷处置失当，地方官畏于外人之势，抑民过甚，民怨不得申，因而私相报复，舆情鼎沸，每有杀教民毁教堂之举，遂遗他国以口实，”若不设法处理好这个问题，会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恐成燎原之势”，他建议“仿理藩院旧制”，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处理这类问题，“使彼传教士及教民知我圣人之教诲，我亦明彼耶稣之言行，”这样不但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朝廷重视西方宗教的态度，让外国人挑不出刺来，他还指出，“我中土向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况西洋教自唐时至今百数十年存于中土，多此一教，免遗他国口实，未尝不可”又说，“闻彼尊崇之耶稣生于阿剌伯之耶路撒冷城，该地属东方亚细亚洲之范畴，耶稣即生于东方，而西人尊之为圣，而我之至圣先师孔子生于曲阜，为万世师表，世之圣人皆出东方，岂非天意乎？”言下之意，是说不如中国干脆来他个“四教合一”，这样就不会产生什么“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了，也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民教相仇”的问题了。
这篇文章也不知是不是这位御史安大人自己写的，反正孙纲看明白了他那个“四教合一”的意思，人就已经在桌子底下了。
笑归笑，仔细想想，这位安御史提出的这个办法还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这帮言官清流其实也不全都是笨蛋。
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是他这个“四教合一”的提议立刻惹翻了一条街的同读“圣贤书”的同行，事涉“圣人”脸面，岂不摸了老虎屁股，骂他的奏折顿时如同雪片般地飞往都察院，一时间“洛阳纸贵”，连光绪皇帝都有些蒙了。
顽固派们是这么说的，西方教会“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此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又说“以耶稣比之孔圣，狂悖之至”，还说“天主教男女杂处，不顾礼教之大防，是导天下以滥交矣”（“滥交”这个词用的可真够有意思的！也许是孙纲“思想复杂”，自己先想歪了。）
孙纲这时候其实是很同情这位御史大人的，这位御史大人只是想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没想到掉进了“雷区”，孙纲知道这是他对军情处的那句“找几个过不去年的御史，最好硬气一点的上奏”的“指示”起了“副作用”，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朝野的“意识形态大讨论”。
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安大御史一贯以敢于直言闻名，甲午开战之初就曾激烈上奏指责李鸿章处置失当，甚至连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总管李莲英都敢骂，是个有名的倔骨头，这时面对“千夫所指”，他没有象中堂大人那样“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受尽天下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