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1951年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1953年反击战役等战役、战斗中，志愿军歼灭南朝鲜军25万多人，俘敌8354人。
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灭南朝鲜军313500多人。并重创了南朝鲜军“王牌”首都师，彻底捣毁首都师的“王牌团”（“白虎团”）团部，使该团团旗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
与志愿军交战的其他“联合国军”
1951年，比利时派出一个步兵营入朝，比利时营隶属于美军第一军团指挥。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比利时营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先后损失440人，其中死伤395人，被俘5人。要不是不断补充新兵，比利时营几乎不复存在了。
朝鲜战争期间，土耳其投入一个步兵旅，配属在美军第一军团的序列中。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与土耳其旅作战十余次，土耳其旅死伤、被俘、失踪3216人，其损失的兵力在“联合国军”中居第3位。
泰国陆军二十一团是从泰军中精选出来的混成部队，美式装备、美式训练，但在铁原以西190*9郾8高地战斗中，被志愿军消灭一个加强连。后来又屡战屡败，共损失1273人，超过了入朝时的1057人。
朝鲜战争中，澳大利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精锐加入“联合国军”，有两个步兵营，三艘驱逐舰，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空中运输中队，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5位。
“联合国军”中有5个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出动了陆、海、空三军，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还是追随美国，主张突破“三八线”吞并北朝鲜的9个国家之一，其他8个国家分别是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巴基斯坦、古巴。
朝鲜战争期间，澳军战死746人，伤病、失踪、被俘1112人，共计1416人。
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3位，1953年7月增兵到6146人。
但加拿大出兵不出力，仗打的寥寥无几。规模最大的战斗是1953年5月2日在下勿闲北山与志愿军四十六军三九七团3个排交锋。这次战斗，加军动用了二十五旅3个连队，被歼220人。另一次是芝浦里战斗，加军动用二十五旅配合美军第三师、二十五师与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交锋，也以失败告终。此外，加拿大海军还参加了运输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大逃亡。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军战死312人，伤病、失踪、被俘1244人，共计1556人。
朝鲜战争中，埃塞俄比亚派遣1个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军”，配属在美军第九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埃军仅在上甘岭战役与志愿军交战一次，就死121人，伤病536人，共计657人。上甘岭成了埃军的“伤心岭”。
朝鲜战争中，新西兰没有出动短兵相接的步兵，只派炮兵十六团和两艘护卫舰参加“联合国军”。虽然没和志愿军面对面交战，但也有23人在炮火中丧生，79人伤病、失踪，共计102人。
1951年，哥伦比亚派遣1艘护卫舰、1个步兵营，共计1153人来到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在上甘岭战役、老秃山战斗和汉江地区防御战中，给哥伦比亚营以沉重打击，击毙哥军163人。哥军在朝鲜战争中伤病、失踪、被俘476人。
朝鲜战争中，希腊派遣皇家空军十三大队和一个步兵营参加了“联合国军”，其空军担任运输任务，步兵营配属给美军“王牌”骑一师对志愿军作战，但美军“王牌”没能挽救希腊营的失败命运，192名官兵成了美军的替死鬼。朝鲜战争中，希军有545名官兵伤病、失踪、被俘，加上战死者共计737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菲律宾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致使两国直接贸易中断。1950年10月，菲律宾派遣一个由1143人组成的步兵第十营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菲律宾军战死112人，伤病、失踪、被俘356人，共计468人。朝鲜战争后，菲律宾仍未接受历史教训，强行占领我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信口雌黄地把强占的岛屿说成是菲律宾领土。
朝鲜战争中，荷兰出动1个步兵营和1艘驱逐舰，共725人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荷兰军队在汉江地区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中交锋，荷军战死120人。此外，还有648人伤病、失踪、被俘。
1951年1月31日，卢森堡用滥竽充数的一个步兵排44人参加了“联合国军”，尽管出兵最少，但比例却最大，因为卢森堡全军仅有一个营550人。虽然它伤亡仅有15人，但伤亡的比例最大，占出兵总人数的34％。
1950年11月14日，南非联邦派遣空军第二大队的25架飞机参加“联合国军”，该大队有“飞豹部队”之称，是南非的飞行劲旅。在朝鲜战争中，南非“飞豹”尽管享受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也未能逃脱志愿军布下的“空中坟场”，34名飞行员命丧蓝天，8人跳伞生还，但最终还是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领土争端，与印军、南越军、苏军、越军兵戎相见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中国迫不得已进行的一场战争。此次反击战，印军伤亡人数是我军的3倍多。中国在胜利后主动后撤，并将其被俘人员全部交还，表现了中国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大国风范。
南越海军是西沙一霸，在中国领海和岛礁称王称霸。1974年1月，南越的“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卫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西沙海战。结果，“怒涛”号护卫舰沉入海底，“陈庆瑜”、“陈平重”、“李常杰”号驱逐舰受到重创，侥幸逃生。
西沙之战，我军打退了敌人对琛航、广金两岛的进攻，收复了被南越军抢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珊瑚岛上的36名南越军官兵，除被击毙的外，其余全部被俘，包括一名美国领事馆的联络官，中国的五星红旗插遍了西沙群岛的每一个岛屿。
西沙海战后，我军在1979年至1987年进行了长达8年多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据不完全统计，1974年至1978年8月，越军在中国边境地区制造了3398起挑衅事件，侵占中国领土达162处，打死打伤中国边民和边防战士34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苏联边防军挑衅珍宝岛、血战珍宝岛、兵败珍宝岛；人民解放军捍卫珍宝岛、鏖战珍宝岛、得胜珍宝岛。中苏之战，历史自有评说。
第201章防御作战难题
攻和防，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时而防占上风，时而攻处主动，总是此一时，彼一时，周而复始地循环往复着。但上世纪末以来，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口，四次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均以攻胜而守败的结局，使得防御作战又一次陷入守而不固的困境，而且这困境并不那么容易克服。虽然有人预言“未来作战只能攻不能防”是片面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防御作战又一次遇到了危机！那么防御作战，到底难在哪里？认清这一问题，是对症下药，使防御作战走出困境的关键环节。
难题之一：达成防御目的的传统途径遇到困难
传统防御作战是通过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扼守阵地，争取时间，来达成为转入进攻创造条件或者保障其他方向作战的防御目的的。千百年来，攻防双方无不是通过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来达成彼此作战力量的此消彼长。因为在当时，武器装备射程近、精度差、威力小，多是以人员式单个平台为主进行作战，兵力占主导地位，火力占次要地位，火力发挥的好坏，依赖于兵力的灵活运用及强弱，因此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兵力，便成为攻防双方战斗的焦点。而在未来战场上，随着进攻一方战斗力构成要素的变化，靠大量杀伤、消耗敌有生力量来达成防御作战目的的行动，已不再具有决定意义。
未来信息化战场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智能化的提高、系统集成度的扩大，战场上直接投入一线作战的人员数量大大减少，信息和火力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兵力则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会退出直接拼杀的历史舞台，改由智能机器人来冲锋陷阵。也就是说，未来战场上，直接冲锋陷阵，面对面拼杀的更多的会是智能化的武器装备，人将更多地退到幕后进行操纵。美国发表的《21世纪战略技术》一文就指出：“20世纪地面作战的核心武器是坦克，21世纪则可能是军用机器人。”由此可见，在未来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战场上，希翼主要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来达成防御作战的目的，已经越来越困难。
未来战场，进攻一方特别是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将大多主要实施不接触的远距离作战，靠主要杀伤敌有生力量来达成防御作战目的努力，往往会陷入鞭长莫及的困境。未来战争中，进攻一方的目的已不再仅仅是夺占对方的领土，现有的政权，许多是“捞一把就走”的类似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行动。因此，进攻一方往往不需大量兵力进入对方领土，甚至根本就不派兵力去完成传统的占领任务。而且进攻一方通常占据武器装备优势，“全球打击、全球机动”不再是神话。加之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使往日的战略战役武器战术化运用成为可能。所以攻方为追求“零伤亡”，自然把非接触的远距离作战，作为达成其作战目的的主要手段。鉴于此，未来防御作战自然不能仅限于保卫自己的领土不被敌方占领，也不能仅囿于敌方来攻占己方领土时，依靠传统的近距离杀伤方式，来消耗敌有生力量，达成防御作战的目的。
难题之二：传统的程序性防御方式已难奏效
攻防战斗经过千百年的锤炼，到上世纪末为止，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作战方法。如进攻战斗通常按照战斗准备、开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火力准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