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所持的却完全是否定的观点。他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结论更是毫不客气：“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转引自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183；后记》）我想，某些戴着自制的纸冠，动辄打出“马克思主义”这面杏黄旗的中国史学家，看了大胡子老马对太平天国这番毫不留情的评议，该是瞠目结舌，顿时感到没趣，或许还会有几分害臊吧。几十年来，某些巧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以行使话语霸权的史学家一直褒赞太平天国，并曲为之辩，强行给人洗脑，存心要使大家背对历史的真相，这是非常可耻可恨的。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魏瑟尔先生曾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这句话宛如一记长鸣的警钟，今人理应时时睁开自己的眼睛去打量历史，于不疑处找到更多的疑问。
苦心孤诣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唐德刚先生（胡适的关门弟子）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观点，论及洪、杨政权的腐败时，他指出：“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们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这才是拆穿西洋镜，揭示真相的智者之言。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被历代儒生诬为白脸“奸雄”的曹操就说过，要是没有他，东汉末年“曾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天下将会乱成一锅稀粥，那绝非生民之福。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位傲视沧海横流的人物，其主观上的努力使清王朝暂时度过了危险期，延长了四十多年的残喘，客观上的效果却是将改造中国的机会留给了未来优秀的革命家，如孙中山、黄兴等人，尽管双方的愿望有不少相悖之处，心气也并不相投，但后者的机会确确实实拜前者所赐。围绕曾国藩，专门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即便团团而坐，济济一堂，也至少还得再争议两百年。
既然他是一块“三成熟的牛排”，我们就很难一下子将他吃透，那么何不先歇一歇，认真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别急于评骘善恶好坏，论定正邪忠奸，别那么脸谱化地评价一个人。曾国藩既会唱红脸，又会唱白脸，而且唱得都不赖，观众激赏也好，反感也罢，他都照常演出，绝不会塌台。能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戏？那就得看你偏好怎样的剧目，又是站在何种立场上去细细玩味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面对这样一位粉墨登场的行家，你绝对愿意奉陪到底。
二、不读兵书的人居然做起了湘军统帅
我们读正史、野史和古人的笔记小说，经常会遇到一些玄虚的文字。在太史公的《史记》中，刘邦是赤帝之子，斩杀了拦路的白蛇，即斩杀了白帝之子。在葛虚存所著的《清代名人轶事》中，曾国藩则是神蟒转世，“公旧第中，有古树，树神乃巨蟒，相传公即此神蟒再世。遍体癣文，有若鳞甲，每日卧起，床中必有癣屑一堆，若蛇蜕然”，说得有鼻子有眼。
非神人则不能建奇功，这正是弱国寡民的微妙心理在暗暗作祟。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科场屡战屡败，是一位蹭蹬潦倒的老童生
，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大跨步抢到了他的前头，曾国藩中了进士，曾国荃则成了贡生（国子监的太学生）。曾麟书见长江后浪推前浪，儿子盖过老子，乐得自撰一联，让曾国藩书写，辞为：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洒脱的表象下，老爷子何尝没有无奈。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只因是三甲检讨出身，便耿耿于怀，生平以为第一憾事，有人无意间触及，他的目光就会阴沉。打个比方吧，旧时殿试揭榜，一甲即鼎甲，共有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是优秀产品；二甲呢，共有第四名（通称传胪）及其后的若干人，是正品；剩下的便是三甲了，人数较多，是次品。叙用时，自然也有很大的差别。一甲是“赐进士及第”，点翰林的几率为百分之百；二甲是“赐进士出身”，点翰林的几率也不小；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按清代惯例，点翰林的机会微乎其微，外放的机会则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到了地方，从芝麻官做起，不知猴年马月才有伸脚出头之日，这正是曾国藩当初不开心的原因。好在他吉人自有天相，得恩师——朝中大臣穆彰阿鼎力援手，入了翰苑，做了京官，调子很顺，步步莲花，不到四十岁，就被擢升为副部长（礼部侍郎）。但无论如何，三甲出身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正如举人出身是左宗棠的心病一样。曾国藩号称“滑稽之雄”，可不是整天一副死相。有一次，他故意打趣某位以怕小老婆出名的幕僚，倏然亮出上联“代如夫人洗脚”，原以为某君平日虽饶有捷才，这回也保不住要当众犯窘，大出洋相。可是他发招太过刚猛，迫使某君情急之下已无暇顾及嘲谑者是湘军大帅——自己的顶头上司和衣食父母，一心只想给这位悍然来犯的假想敌以致命的还击。于是，某君应声对出下联“赐同进士出身”。闻言，曾国藩自取其辱，大感惭恚，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历史有时候就好像是冯梦龙小说中的那位乔老爷，喜欢乱点“鸳鸯谱”，心血来潮时乱点的竟比深思熟虑后精选的更合卯榫。在江河日下的末世，曾国藩有民胞物与之量，求内圣外王之业，立志救焚拯溺，嘘枯回生，而且博求济民之方，却惟独对兵典兴趣不浓。历史仿佛有意要与世人开个天大的玩笑，让这样一位厌读兵书的人带兵去“办此滔天之贼”，与太平军恶战十年，居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曾国藩晚年讲述心得：“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诚然，兵凶战危，贵在应变出奇，哪有什么现成的蓝本可以参照？他不读兵书也就算了，不去“军事家培训班”上课也没关系，但大笔的学费仍不得不交。在年轻的烧炭工杨秀清的统领下，太平军就像一股所向披靡的龙卷风，满清军队则如枯枝败叶，怎经得起那奋力一卷？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杀到湖南省会长沙，只用了半年时间，再从湖南杀到南京，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以“风卷残云”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八旗军和绿营军腐朽成那副熊样，还能指靠它们“保家卫国”？不靠它们又靠谁？得依靠乡勇，也就是地方上的民兵。乍听去，你会认为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玩笑，实际上，这既不好玩，也不好笑，只是事实。当时，清廷的想法再简单不过了，太平军纠集的是乌合之众，尚且有那样强劲的战斗力，南方各省练乡勇，首先发扬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然后才是“爱国主义”，没道理不打动人心。若练得有门有道，有声有威，则完全可以胜过“流寇”。再说，清王朝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费开支的缺口太大，国家拿不出钱粮，不得已，便把难题一层层往下推，你们开设厘金局也好，加征苛捐杂税也罢，总之军费必须自行筹措，自行解决，一句话：****已无法顾全地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地方武装力量的雄起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朝廷特别害怕这股力量失去控制，会落入野心家手中，变成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斩了洪魔，再反过来灭清妖。这就难怪素以苛察为能、对汉人心怀戒惧的咸丰皇帝会好一阵狐疑不决。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找准了人，既倒的狂澜还可挽回；要是挑错了人，江山极可能会骤然变色─—由“青”（清）转“红”（洪）了。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因守母丧，回到湘乡老家荷叶塘，礼部侍郎一职依例开缺。此时，国难当头，刀山总得有人先登，火海总得有人先跳，那些朝中大臣谨保自家首级，畏畏缩缩，仿佛彼此打好了商量似的，集体推荐曾国藩为最佳人选，夸赞他为人忠悫，有胆识，有干才，能主持大局，颇有舍他其谁的意思，这简直就是把曾国藩往绝路上推。此前，咸丰皇帝对这位曾副部长惟勤惟谨的工作作风留有良好的印象，心想，就算他办团练办不出什么名堂，还不至于反戈一击，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是一种典型的“拿驴子当马骑”的心理。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湘勇是杂牌军，常遭受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双方狠狠地干了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曾国藩知道，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遂移节衡阳。湘勇还未练成精兵，犹如钢刀还未开刃，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割肉；饭还未收水，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充饥。咸丰皇帝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速与“发贼”（太平军）交战，及早挽救东南危局。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以赛代练”，先是派罗泽南率领一千二百名湘勇支援江西，才这么一点人马，把它当盐不够咸，当胡椒又不够辣，简直是垂饵于鲨口，结果被太平军“打了牙祭”，险些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没法子，曾国藩只好亲自挂帅，要与“发贼”明刀明枪地见一回真章。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