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强干的弟子李鸿章督办军务；后为同治九年（1870年）他作为直隶总督与法国人交涉“天津教案”，当时清议与民间舆论普遍主战。曾国藩捡了块通红的烙铁在手，很是尴尬难堪。他由保定奔赴津门时，竟立遗嘱处分后事：“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大有视名誉重过生命的意思。但到了天津，他冷静下来一想，国家内乱未靖，若外衅再启，则财力、兵力均不敷急用，这事真还不是自己一死可从善了结的。于是，他决定牺牲名誉，力主和谈，“得尽其心，不求人谅”。他这步棋“叭”的一声落子于枰上，立刻就招致各界唾骂，“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恶谥像强力胶粘在身上，甩都甩不脱。即使是知交朋辈，也不能鉴察他的苦衷，腾书责难者甚夥。曾国藩深知辩解无益，便一概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相答，并喃喃念叨袁了凡的语录：“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有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意思。为着自毁清誉，曾国藩是否把肠子都悔青了呢？没人知道。但他见摒于清议之后，精神就像斜墙上的瓦片一样摇摇欲坠，因此折损天年，倒是有目共睹的。其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曾国藩与其弟子李鸿章勇于议和，说明他俩敢负责任，敢挑担子，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妄启兵端，结果怎样？不是输得更加鼻青脸肿吗？对曾、李这样的历史人物该如何重新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还是省省笔墨吧。
三、剃头加洗脑
功业在其次，对曾国藩的为人，大家更有兴趣，也谈论得较多。说到他，“曾剃头”的恶号便犹如注册商标，这足以说明他够狠够辣。湘军初起时，曾国藩便在奏章中声明：“……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但他主张杀降，将俘虏就地正法，命令其九弟曾国荃不再放赈，把江宁城内放出的妇女儿童强行遣送回去，以造成敌方内乱加剧，务求斩草除根，这些不义之举一直遭到时人和后人诟病。先是曾国荃安庆杀降和南京屠城，后来又有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
（太平军降将）在苏州杀降。曾国荃杀的多为降卒，程学启杀的则是太平天国的八位降王。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述，曾国藩在安庆得到李鸿章收复苏州的捷报，初闻大喜，继而愀然不乐，想到那些降王拥众之多，余势之盛，不禁为淮军感到危悚。幕僚入帐祝贺，他却绕室彷徨，脸上只有忧色，全无喜气。直到听说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杀了八位降王，他心里高悬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也只有到这时，曾国藩才一个劲地称道李鸿章办事英明果断。他在日记中说：“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曾国藩在战时赞成杀降，罪无可逭，后来，他又亲手下令杀害了被囚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且删削改窜了李秀成的供词，则未必出于公心。李的供词中必有许多话于湘军的形象不利，若将他押解赴阙，虽是首功一件，但保不准他会说出什么恶毒攻击曾大帅和其部属众将（尤其是曾国荃）的话来，而且李秀成心里还有一本南京和苏州的财富账，只要他透露个三言两语，湘军剽掠太甚的行为，就会立刻穿帮。到那时，功成名就的湘军大帅惹上一身腥一身蚁，可就麻烦了。曾国藩杀害李秀成，无论如何，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由此可见，私心之下，人间公义难存。
曾国藩为人刻薄寡恩，也颇遭时人非议。李元度文采智略皆非凡品，在曾国藩幕下屡建奇策，只因有徽州之败，即失欢于曾大帅，遭到严劾，削职为民。多年后，李元度重获起用，曾国藩却仍揪住他的旧账不放，直把他劾得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此外，章寿麟不仅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且才情不俗，也未曾得到曾国藩的善待，更别说礼遇。曾国藩只为向天下人明示他用人无私，连救命恩人也不惜开罪。章寿麟在官场多年浮沉漂荡，心灰意冷了，才请人画了那幅《铜官感旧图》，并让同时代的名流题序，不用说，心里实在憋屈得难受了，借此一吐积郁。江西南城知县王霞举曾为处境艰难的湘军筹粮出过大力，曾国藩后来得势，便对患难中施以援手的王霞举视同路人。
曾国藩皈依孔孟，服膺程朱，自称为“血诚儒者”，平日讲求以诚示人，以德服人，但有不少同时代的敌友始终怀疑他作伪作秀。左宗棠便毫不买账地批评过这位假想敌“貌似君子，实为小人”。曾国藩当初为众将所误，奏称小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金陵乱兵之中（实则未死），左宗棠检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61年7月，咸丰皇帝客死于热河，八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大帅被胜利冲昏头脑，直如三月不知肉味的饿汉，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陈氏妾。换了今人的眼光去看，皇帝蹬腿嗝儿屁了，与曾国藩娶小老婆，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封建社会，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这样做，悖了大礼，犯了大忌，属恣情妄为。何况曾国藩长期以克欲存诚告诫朋友，并以此自勖，到头来，却自污自渎，因为讨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享受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陈氏妾在行营病逝），而弄得自己气沮，惹得朋友不欢。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可算是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他带兵剿除了赣南桶冈的乱军之后，曾深有感慨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能破江南的太平军，心中的欲念却还是无法弹压，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威信也就打了不小的折扣。
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中记有多条曾国藩的轶事。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藩曾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至少透露了一点信息，要干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他从未读过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但同样深知洗脑的好处——“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他跟朋友、属下和家人谈话写信，均念念不忘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三遍紧箍咒，教人实在受不了。
曾国藩不是皈依孔孟吗？孟子就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给人洗脑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后世的强行洗脑还是有很大区别。后世的洗脑大师是否从他那儿获得初步启蒙，学到原始技巧？则未可知。可悲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一改惯常的理学家面目，示人以阴阳家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所记：“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他最后传人的口诀竟是后面这十二个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几千几万副眼镜？曾国藩平日讲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将信将疑，他这位“伟大的导师”内心却根本不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他还算好，良知未泯，真诚未绝，在生前，肯揭破自己神圣的假面，拆穿自己真实的谎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有一点“临终关怀”（不是生者关怀濒死者，反过来，而是濒死者关怀生者）。读了曾国藩出尔反尔的十二字“真经”，我不由得心中一凛，在这个悠谬之说蜂起的世界，你还能相信谁？谁又是值得你信任的“导师”？你很可能受骗一生，被洗脑一辈子，最终，那人大声告诉你，以往的折腾都是一场迷梦、一场游戏、一场灵魂的“浩劫”，你能受得了这一恶补吗？你还能心平气和？在封建王朝的君臣中，凡是有大手段大学问的，都以给大众洗脑为平生快事，一级一级往下洗，直将万民的大脑洗成了一盘盘空白磁带，他们才能恣意妄为，举国上下，也没有几人质疑他们的恶行，丑剧一幕接一幕。曾国藩显然是一个坏榜样，最终他还忍不住破坏了行规，可想而知，九泉之下他必定会遭致后世洗脑界的高明同行暴谇痛殴一顿。
四、力倡勤俭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
有成”，“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读书明理君子”，“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曾国藩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才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
奢靡。在他极力提倡的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中，“勤”、“俭”居然排在一、二位，偌大一个“忠”字却被挤到后面。你别说，他这一“笨招”还确实行之有效。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虽过五世而君子之泽未斩，便是一个雄辩有力的证明。
一个人身居高位，享有厚禄，还力倡勤俭，不知你信不信，我却打算冒险信他一回。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曾用“俭以养德，清以修身”八字教诲其子司马康；与司马光同时期的大文豪欧阳修也终生念念不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母训；明末理学家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深入人心，其中那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