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过高，尽管按照赫德的要求安装了蒸汽起锚机，仍不可避免会影响起锚作业的时间。“超勇”级军舰指挥系统的布置较有特色，在主炮塔后部、烟囱后部两处各设有一座装甲司令塔，但装甲厚度仅有5/8英寸，烟囱后部的装甲司令塔顶部设有露天飞桥，两翼安装航行灯。此外，在后主炮附近还有一个备用的露天指挥台，安装有1具标准罗经。
沿袭蚊子船小船架大炮的设计思路，伦道尔给小小的“超勇”级军舰安排了2门大口径后膛火炮。这种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可能是MK1型，口径10英寸，身管26倍径，炮弹重400磅，每门炮备弹100发，初速560米/秒，正常情况下最大射击仰角10度，最大射击俯角3度，有效射程8000米，在极限射击仰角15度时，射程可达12000米，这型火炮的威力相当惊人，被认为是1881年代威力最大的火炮，3000米距离上使用实心弹可以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这可能是伦道尔向金登干许诺这种军舰可以战胜铁甲舰的信心所在。由于这型火炮属于从地井炮发展而来的原始速射炮，因此射速较传统的架退式后膛炮为快，为2。5分钟1发。因为该型巡洋舰的吨位较小， 没有采用笨重的船面旋台式炮塔，而是将2门火炮分装在军舰首尾的露炮塔里，火炮采用水压动力转动，每门炮配备10名炮手。为给炮手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免风浪的干扰和保持舰体外观连贯避免突兀以增加隐蔽性，在露炮塔外安装了一个固定不能转动的炮廓，炮廓钢板的厚度仅有3/8英寸，分别在火炮的正前方和两侧开有较大的炮门，主炮在正前方可以获得44度的射角， 在左右两侧分别获得70度的射角。由于“超勇”级军舰的干舷很低，高速航行时甲板容易上浪，未免海水灌入炮台内，炮门上均装有挡板，平时关闭，作战时向上掀放到炮台顶上。
符合当时军舰的设计标准，“超勇”级军舰在主炮之外装备了大量中小口径火炮，用来填补舰上的火力真空。其中，4门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4。7英寸口径火炮，被安装在上层建筑内的4个拐角上，通过舱壁上的炮门向外射击，射界60度，这种火炮同样属于由地井炮发展而来的原始速射炮，身管长22倍口径，每门炮备弹200发，弹重40磅，火炮初速461米/秒，有效射程3000米。和主炮一样，为防止海水灌入，4。7英寸炮的炮门上也使用了挡板，作战时才向上打开。
“超勇”级后主炮附近安装了2门诺典费尔德式4管机关炮，中国史料称为四门神机连珠炮。这种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与哈乞开司、加特林齐名的优秀机关炮，原理是将多根枪管平行排列， 通过转动把手， 使各个枪管后的枪机依序击发，从而实现高速射击。火炮口径25毫米，炮身长965毫米，炮身重193公斤，炮架重117公斤，射速每分钟350发，射程2000米，274米距离上可击穿24毫米厚钢板。此外，舰上的小口径炮还有4门10管加特林机关炮，中国史料称格林炮。
作为撞击巡洋舰，“超勇”级军舰必不可少的武器是撞角，据西文档案记载，撞角位于舰首水线下11英尺处。但在今天掌握的最早的一套“超勇”级军舰图纸上，却找不到一点有撞角的迹象，据推测是因为撞角的设置增大了舰首的兴波阻力，航速受到影响，所以被迫在舰首处加了一个修形舰艏，保持军舰在平时航行时的流线完好，在作战时再拆卸这个修形舰艏，露出锋利的撞角。
最后，“超勇”级军舰还有一项特殊的武器——鱼雷兵器。正是这件时髦的家伙，一度让赫德、金登干、伦道尔伤透了脑筋，更一再引起李鸿章的不快乃至震怒。事情要从金登干最早推荐军舰的那封信说起，当时为了吸引客户，伦道尔承诺可以提供航速不低于16节的舰载鱼雷艇，一贯用词夸张的赫德、金登干便添油加醋汇报给了李鸿章。但后来在建造过程中发现， 1380吨的巡洋舰上，搭载的小艇长度最多不能超过15英尺，如果再大一些，巡洋舰上就会缺少足够的挂载空间和搭载所需的剩余浮力，“超勇”级巡洋舰的干舷本来就很低，配备的大炮又很重，而且起吊放下鱼雷艇的作业也很困难。所以，舰载鱼雷艇的大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可在15英尺的小艇上又能够放得下多大的动力设备以保证16节的航速，更何况还要装上鱼雷发射管和至少1条鱼雷。由此，给“超勇”装舰载鱼雷艇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赫德在中国海军建设领域的好运似乎快用尽了，令他意外和难堪的是，后来了解到，李鸿章当初决策购买巡洋舰的一条重要原因，居然是因为看中了舰载的鱼雷艇，没想到这位北洋大臣竟是个鱼雷迷。尽管伦道尔用充足的理由告诉金登干为什么不能搭载鱼雷艇，金登干也原原本本转述和说服了赫德，但是赫德实在没有勇气向李鸿章启齿，去告诉这位主持中国海军建设的实力人物，他所一心期望得到的鱼雷艇是不可能的。后果实在难以设想，这位久居中国，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英国人于是大玩太极推手，一脚将皮球踢回英国，不断向金登干施压，要金登干自己去和李鸿章解释。被逼无奈，金登干和伦道尔想出个有些儿戏的解决办法，提出用能发射杆雷的汽艇（杆雷艇）替代舰载鱼雷艇，耍起了文字游戏，反正都是雷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加上当时出现了俄国扬言要派舰队进攻渤海湾的险恶形势，为不影响2艘巡洋舰的交货，李鸿章只好强压怒火接受。之前因相信赫德的推荐而购买蚊子船已经备受同僚攻击，现在新巡洋舰上又出现这种事情，李鸿章对赫德彻底失去了信心，认识到赫德、金登干都不过是夸夸其谈的海军外行而已。赫德很快感受到了后果的严重性，做了多年的总海防司美梦被李鸿章一手击碎，此后中国购买新军舰也不再通过赫德了。李鸿章心里对赫德的恼火，最终通过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现在赫德哭都来不及了，谁让当初说话没边呢。鸦片战争时期，那种中国官僚任洋人欺凌的时代确实过去了。
经过如此一番波折，“超勇”级军舰上的舰载鱼雷艇于是缩水成了杆雷艇。在鱼雷诞生之前，各主要海军国家大都装备了水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水雷曾大显神威，受到各国海军界的重视。但水雷毕竟是固定不动的，只能被动防守，无法主动攻敌。为解决这一矛盾，英国人想出了拖雷的办法，即用钢索把水雷拖曳在舰艇的后面，或呈30度角拖曳在两侧，攻击敌舰时，先向目标高速驶去，然后突然转弯把“辫子”一甩，使水雷撞上敌舰从而达到攻击效果。然而这种做法过于冒险，此后英国人在机动汽艇（即木舢板上加装小锅炉，中国称为火轮舢板。出于耐脏等目的，汽艇艇身大都油漆黑色，艇底因为包裹铜皮，一般油漆红色防锈漆）上进行改造，加装一根8、9米长的铁杆，首段携带水雷，平时铁杆收回在艇内，等接近敌舰时突然伸出碰撞敌舰引爆，这即是杆雷艇。“超勇”级军舰装备的杆雷艇回国后未见使用，估计更多时候是拆掉铁杆，直接用作交通艇。
在世界军舰发展史上占有里程碑式地位的“超勇”级撞击巡洋舰，建成当时是世界最新式的军舰，作为体现新技术、新思想的概念舰，本身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诸如适航性差、防护薄弱、“一遇风浪则炮难取准，偶受小炮即船已洞穿”，都是“超勇”级军舰不容回避的缺陷，但这级军舰开辟了舰船领域的一个新类别，而且对英国乃至世界巡洋舰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后期英国建造的智利Esmeralda号、日本“浪速”级、意大利Giovanni Bausan级巡洋舰上，都能找到阿姆斯特朗公司第一型出口巡洋舰——“超勇”级的影子。至于中国一些论著中，以“超勇”级军舰装甲单薄而认为该型舰质量低劣的评论，与批判水炮台型的蚊子船不能出大海作战一样，都是属于典型的缺乏十九世纪海军常识的局外之谈。而以当时舰龄已逾十载的“超勇”，在1894年黄海大战中的表现不佳为例，批评该型军舰质量不佳，更属没有时间观念的无稽之谈。
远 航
1880年12月6日，天津西沽热闹非凡，停泊在此的各国军舰均悬挂满旗，鸣放礼炮，向正在缓缓出港的招商局“丰顺”号轮船致敬，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赴外接舰团启程了。此前，中国在外购买的军舰，都是花重金雇佣国外技术人员驾驶回华，为培育、锻炼自己的海军人才，也为节省经费起见，李鸿章经与赫德反复争辩，最终作出决定，派出中国自己的海军官兵前往英国，接收2艘“超勇”级军舰。
经清廷允准，北洋海防督操、记名提督丁汝昌率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二副杨用霖，正管轮黎星桥、陈学书，副管轮王齐辰、陆保，管队袁培英、何桂福，军医江永、杨星源，总教习葛雷森（Capt。Glayson），管驾章斯敦（Johnstone），随行的文案池仲祐等20人，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来自山东威海、荣成、登州（今蓬莱）等地，原属旧式登荣水师的224名舵工、水勇、夫役组成接舰部队。
丁汝昌，字雨亭，安徽巢湖人。这位穷苦出身的陆军将领，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作战勇猛，获得李鸿章赏识，于1879年调入北洋海防差遣，从此开始了他的蓝色生涯。尽管不是海军科班，但丁汝昌以其特有的尽职精神和谦虚的态度，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尽力学习、汲取海军知识，又因为人和蔼，关心部下，深得北洋全军拥戴，当时西文报章称其为令人尊敬的绅士。李鸿章此次派丁汝昌及众多海军官兵远赴英伦，别有深意，潜台词是期望中国这一代海军人才能尽快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