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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次起义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前后持续l5年之久。太平天国起义的多数作战行动也都是发生在长江及其支流流域。太平军早期的胜利是由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江河作战的本领。例如，1852年到1853年间太平天国的水军从无能的官府军手中缴获了数千艘船只。当时，他们成立了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对官府的陆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游击战。当时一位亲政府人士对这些战术功效能作了以下记叔：“依仗着众多的舟船，造反起义军前进毫无困难，借助有利的风势，可以日行数十里，他们的行踪不可预测，以致我们防不胜防。”
另一个具体的太平军战例发生在1852年末。当时，太平军首领决定攻打防守严密的长沙城。起初，太平军的作战并不顾利，他们很快被迫退到湘江沿岸的防御阵地。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太平军开始在湘江上架起两座浮桥。数周之后浮桥造成，太平军逃之夭夭。在随后的一个月中，正当官府军对太平军的去向捉摸不定时，太平军却已行进了300多里的水路，夺取了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
对外关系与藩属制
作为亚洲的文明大帝国的大陆中国实行的是藩属制的对外关系。这是建立在完善的礼治与严格的朝廷控制的基础上的儒家的作法。藩属制起源于汉朝，当时是作为保护中国主权的一种防御体制，随后演变为外交与政治制度，十九世纪最终便成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手段。
藩属是居住在中国边缘地区的“野蛮部落”。早期，他们是些零散的少数民族，但后来他们形成了边远地区的发达的国家。他们同中国封建帝国的区别是不懂得而且排斥孔子的儒家学说。
按照天意，皇帝接受藩属的进贡以表明朝廷的显赫。有些藩属的使节来到中国的京城，而大多数的藩属使节则在边塞与朝廷的代表交换礼品。一旦贡品送上，中国皇帝将向藩属回赠贵重的礼品。在这样的话动中，前来觐见的藩属使节施叩头礼，或施行三叩九拜礼，以表示对作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地位的尊重。
在明朝鼎盛时期，中国的藩属数量曾达100多个。清朝时期藩属减少到14个。清朝政府还使用以前朝代所建立的若干机构来执管对外关系。第一种机构称作理藩院，专事北部边疆的部族事务，如俄罗斯族和蒙古族。第二种机构为接待机构，负责处理与朝鲜、日本和安南（越南）这些藩属的关系。第三种机构为监督机构，设在沿海地区，处理与那些海外异邦的关系。这包括居住在琉球群岛、苏禄、荷兰、葡萄牙和英国等地的“部落”。
中国的封建政府特别对北方藩属的行动实行严密的监督。处理同这些野蛮人的关系需要有高明的政治手段，虽然他们从事的是畜牧业和游牧业，但北方部落始终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偶尔会集中起来攻击汉人。安居乐业的农民决不是那些掳掠成性、勇猛好战的骑兵的对手。
北方野蛮部落的威胁对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从宋朝开始，统治中国的六个王朝中有四个王朝被外族征服者支配共达676年之久。而在其余的时间中统治中国的王朝仅能征服长城以外不到几百英里的地方。
然而，北方部落的征服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文化。游牧部落的人缺少牢固的文化传统，这使得他们取代不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此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中国官僚体制那种能有效控制老百姓的组织能力。结果，征服者被中国人同化了，并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和行政管理的思想。
藩属的身份确实有其潜在的军事上的优越之处，因为一个名声好的部落一旦遭到敌人攻击，它就可以得到中国的援助。同样，如果中国遭到攻击，藩属可向中国提供军事支援。这种共同防御的组织为中国皇帝后来接受欧洲人的顾问和军事援助开辟了道路。例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慑于皇帝威严帮助中国制造枪炮。
贸易与藩属制
诚然，藩属制促进了国防和政治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藩属制发挥了贸易渠道的作用。在边境的交往中，藩属的商人与中国人活跃地进行着商品的交换。这种贸易通常包括货物与牲畜，如马匹、毛毯、玉石和丝绸等。主管机构严密地监视着这种在预定时间和地点进行的交易活动，而其他的贸易则在严格禁止之列。
儒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历来鄙弃经商，这种立场同传统的不信任商人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低下（在绅士阶层以下第四位，即绅士、农民、工匠、最后才是商人），常常被人诬蔑为寄生虫。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压迫之下，典型的中国商人以他们经商的才能作为谋取绅士地位的踏脚石。有钱的商人可以花浅购买品第，这种品第虽不算高，但可使他跃入上一阶层。一旦能够买得起品第，他便可以过上消闲的日子。所以，中国的商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儒家统治的国家的保守和自给自足的性质所产生的特点，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极大困难。虽然国家能容忍和吸取外国的思想和技术，但这好比是一种移植，被移植的细胞很快就与整个机体融合了。只求眼前效益是中国人的痼疾，中国人的实践往往令人琢模不透，交易活动也常因突然变迁或代价昂贵而中止。外国的技术虽然引进，但被视为下等，随着兴趣的淡漠，外国技术也就消失了。
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停滞不前，其表现是轻视二十世纪以前导致西方海洋国家发展的一切新事物，如商业发展和开拓殖民地。
从另一方面看，封建儒教的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思想安定的楷模对东亚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到十世纪末，中国开始了动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量人口移向沿海地区以及希腊、阿拉伯和波斯人同时开辟了中国至中东地区的海上航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向海上发展的思想萌芽。这种势头渐渐地迫使保守的封建朝廷将注意力集中到海上。由于随后一些王朝力争解决中国海上力量最合适的形式与作用的问题，这种发展激发了利益的严重冲突。实际上，中国海上力量的最佳形式以及它的地
位和作用，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365章海洋的中国
中国的海洋发展时代实际上开始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期间。当时，中国北方人口增长了两倍，气候的变化减少了可耕地的面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了北方人口大量外迁，特别是沿长江而下，并沿海岸向南迁移，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造成了同汉人之间的战争，战争使得中国在1127年出现了分裂。宋王朝被迫逃离开封，南迁至长江以南重新建立其统治。重要的是，南宋在濒临东海的杭州建立了新都。依仗这个优势条件，南宋开始控制海岸和长江，以作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的经济和军事要地。于是富有生机的发展海洋事业的思想出现了，海洋成了对付那些敢于征服它的国家的新疆界。
自然地理
当汉人迁移到南方沿海地区后，他们发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沿海地区与北方的沿海地区大不相同。海洋的中国包括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省份。这些地区除江苏省之外，沿海都是岩石丛立，曲折的海岸线上有许多隐蔽的海湾和天然良港。这个地区还有不少流入大海的河流和无数个沿海岛屿（约计3500个岛屿）。沿海的岛屿和绵延起伏的沿海山脉生长着中国最好的森林，出产的杉木和松木可用来建造大型远洋船只。内地的移民还认识到沿海地区狭窄的平原不适于发展种植业。此外，重重高山还将沿海人口同内地人口隔离开了。
沿海都市化与文化多样性
中国的中部和东南沿海城市的特点与北方比较古老保守的城市截然不同。由于地理和语言上的差异，海洋的中国形成了一种多样性的文化。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以下三种原因。
第一，海洋的中国直接受到外国的影响。实际上，早在九世纪有些沿海城市内就允许外国飞地存在。所以，治外法权是区别海洋的中国与大陆的中国的一个特点。
第二，沿海地区的商人通过广泛地促进商业贸易发展在民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儒家关于藩属进贡的仁义道德的说教仅仅是次要的问题。所以，海洋的中国比较讲求实际，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也较自由。
第三，沿海地区以捕鱼为主的食品生产，并不象大陆的中国的粮食生产那样受官府的垄断。花样繁多和有异国风味的海味烹饪在沿海城市的家庭和餐馆中已很普遍。
港口集市系统
大陆的中国和海洋的中国虽然存在着分歧，但商业发展的样式是一样的。沿海的老百姓在岸上靠着沿海集市和贸易系统生活，这同内地的农副产品贸易系统很相似。这种商业发展带来了四种规模不同的集市系统：沿海中心渔村、小型集市渔港、中型集市贸易港和大型商埠。
沿海渔村
沿海中心渔村一般位于小型的港湾或内河入海口旁。它们主要是作为渔民或采集珍珠的人的居住区而不作为行商者和运输工人的住所。因此，渔村一般都是靠近沿海渔场。典型的沿海渔村大约有250户。不出海的渔民家属一般从事织补渔网、生产鱼钩鱼线、种植小块园地以及从事水产养殖业。产品交流只是在村镇内进行。因语言相通，交流也较方便。抵御外敌通常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渔村民防人员。
在海上作业时，一般是两条船一块行动，一艘（公船）负责直接捕捞，另一艘（母船）负责处理捕捞上来的水产品，提供膳食保障和进行准备性的工作。有时也有的渔民单船出海捕鱼，但这种作法得益甚少，并不普遍。当捕捞境况不佳或渔汛结束时，渔民们则可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