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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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第6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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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掌握了磁罗经的技术,这也被阿拉伯人所采用,并在后来传至地中海地区。罗经分为24点,每点15度。这使用起来比欧洲人的罗经更简便。欧洲人的罗经共分32点,每点11.25度。 
在宋朝,由于政府支持发展海洋事业,中国的造船工匠研制出了干船坞。这项发明比欧洲要早好几个世纪。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建成了一种叫楼船的战船。楼船形同一座塔楼,分三层甲板,有木制的女墙防护,女墙筑于甲板上面,遮蔽着手执各种兵器的士兵,女墙上还开有弩窗矛穴。楼船载数百名士兵。上层建筑的两侧装有防护敌箭的稻草。上甲板上还设有拍杆。 
发明和技术 
十七世纪初,中国人建造了一种适于夜间在内河作战的战船(布雷船)。该船分前后两部分,用大型铰链相连接。前部装有带定时引信的炸药。作战时,船员们小心地将船划到目标旁,留下前部,然后悄悄撤至安全地点等待爆炸。 
在宋朝,中国人发明了可以发射炮弹的抛石机。据宋史记载、十二世纪初,中国就有了较高水平的海军技术和组织系统。建炎3年(公元1129年),监察御史林之平奉命率杭州至太平地区的部属守卫长江及其入海口。他提出缺少海船,要求租用福建、广东沿海各港的舟船,并对它们进行改装。每艘船均装上望斗(古代航海时观测大熊星座的器械)、防箭的女墙、护臂铁甲、火炮、火箭等武器。宋朝还发明了一种装有11个叶轮的车船。 
中国人发展了气象技术,其中包括预测风向的技术。中国海洋历史学家包遵彭认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根据季节和天气的种种迹象预测风向。他指出,南宋末期蒙古人在向南追击南宋军队时就已使用海图了。海图上标有沿海航线、港口和锚地。这个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十分先进。“船长熟悉地理,他们夜间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使用指南针”。 
战术 
随着中国的战船航海技术日益先进,海军战术也不断发展。战国时期的主要战船是大翼。大翼有120多英尺长、16英尺宽,配50名桨手。每艘船还配有26名步兵、10名手。步兵装备有钩拒、长矛和长斧等武器。由此可以推测,中国早期的水师所采用的是冲角战与接舷战战术。 
在以后几个朝代,中国的海军战术由冲角战、接舷战发展到两栖战和炮战。然而到了十六世纪,海军战术发展出现了衰退。1524年澳门的一位西班牙人对中国的海军战术作了轻蔑的描述: 
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中国人的火绳枪质量低劣,弹丸连普通的胸护甲也打不穿,尤其是他们不懂得如何瞄准。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的装有铁矛头,有的则用火烧硬,短而钝的弯刀,护胸甲是由铁锡制成。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在大约100年后的明朝初年,中国海军战术经历了一个迅速而短暂的发展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十七世纪末郑成功的发明。郑成功采用一种先进的队形,这种队形与当时英、法、荷海军正在试行的“钻石”形队形相似。他把战船分为5个部分,指挥船位于中间,以便指挥战斗。而在此以前,指挥船在作战时都处于后方。 
尽管郑成功在战术上有所创新,但当时海军战术的明显缺点是不能实施有效的指挥。正如当时中国著名的兵家所指出的,“火器可以装在大船上,但由于风浪大,瞄准非常困难,命中敌船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击中,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船上装火器的目的纯粹是在心理上瓦解敌人的斗志。” 
“砖块-灰浆”战术 
上文谈到了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战术,这种战术包括构筑要塞,用木栅、火船和其他障碍物封锁江面。在鸦片战争中,这种“砖块-灰浆”战术曾用来阻止英国军舰入侵。1839年负责防守广州的林则徐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 
如果外国军舰擅自入侵,即使风、时有利,军舰航行如飞,它们也难以越过木栅锁链。突破第一道铁链,还有第二道铁链,如要突破所有铁链木栅,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我要塞所有火炮将对它们射击,外国军舰将被我炮火击毁。 
中国的这种战术必然会导致战船的退步。到十九世纪时,中国标准的海军战船长120英尺,宽25英尺,吃水12英尺,排水量为250至300吨,船上有一平甲板,所装大炮质量低劣。战船上仍然使用古老的藤牌,根本不能防御滑膛枪的射击。中国的海军也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1840年英国调遣了“复仇女神”号铁甲舰增援其亚洲舰队,这艘平底的铁甲舰有两门发射32磅炮弹的大炮。1841年1月7日,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割让香港的要求后,该舰使用“康格里夫”式大炮攻击了中国海军的舰队。 
1842年8月29日,中国和谈代表登上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签署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开端。继此之后,中国在西方海洋大国的威胁之下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同意向英国政府赔偿2100万两银元,其中战争赔款1200万两银元、商欠费300万两银元、鸦片费600万两银元。 
2,中国政府将整个香港岛长期割让给英国。 
3.中国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5港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开设工厂,其商人和家眷可自由出入。 
4.协定进出口关税。必须按一固定的低税率征收英国商品的关税,此后,商品可运往内地任何地区而不再交纳任何税。 
5.英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 
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海军的软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并被迫默认了西方列强提出的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显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上的停滞导致了外夷的海上入侵。海洋已不再作为中国的海上长城,满清皇帝深有感触地评述道:“海军名存实亡,夷船进我领海犹入无人之境,回顾以往,凄凉的海港预示着日后不祥的前景。”
第369章封建王朝的衰落
           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皇帝对海军改革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不再要求各省官员按照西方的设计去建造军舰,而是对他们说,“军舰如不能马上造出,可以购买,要不惜一切代价去购买。”当时湖南一位叫魏源的进士写了一部关于清军作战的论著,其中他提出“造炮不如买炮”。魏源还建议在广州附近创办船厂和兵工厂,聘请外国技师传习西方造舰、造炮的新技术。
这些建议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这两支起义武装吸收了控制江河重要地域的水上力量。例如太平军利用江上造反武装和走私组织取得了对长江流域及其支流的控制;而捻军则夺取并控制了长江以北的部分运河。经过16年的战争,中国大部分河流的航运瘫痪了。于是中国政府又重新强调江河作战,以确保长江的安全,从而使得海军的改革耽误了20多年。在1850年至1866年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几起事件,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海军的改革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
新的地方主义
在1851年至1852年期间,水手军和镇戍军远不是起义军的对手,这些军队的训练早已废除,战船也年久失修,将领们克扣军饷。由于长期在岸上港口执行任务,这些部队的战斗素质很差。部队的纪律出现极端化,要么过于严厉,要么过于松弛,根本无纪律可言。
皇帝以传统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指派几位地方豪绅去组织勇营,与起义军作战。这些人对朝廷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们的部队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增强,这对****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皇帝必须谨慎处理****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传统的力量平衡。
中国的海关
起义军在江河作战的初步胜利和清廷对许多传统的贸易监督机构的废除,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管理。1853年,南京实际已被太平军占领,直到1864年才被收复。在此混乱时期,外国商船停靠一些港口却不纳关税,这使得西方商人感到吃惊。经确定必须建立新的秩序,于是,1854年6月29日,美国、英国、法国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要求建立海关的检查监督。这个机构将设立一个由外国海关官员组成的小组,由一名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但是,为了符合中国的传统,海关监督须置于中国最终裁判权之下,各协约港的工作人员中须有较多的中国人。这导致了中国的管理通商口岸的机构分为两部分:北洋大臣(负责监督北方港口的通商)和南洋大臣(负责监督南方港口的通商)。
然而,海关的建立确实改变了中国的传统,因为它拒绝了欧洲人担任那些一向属于中国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的重要的海洋事务咨询职务。不久,中国便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中国将某些管理自主权交给外国人。
1861年一名英国的海关总税务司说服了满清一位亲王向英国购买8艘炮舰,这些炮舰将用于镇压沿海海盗和走私活动。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人们发现,此项计划有严重的问题。英方谈判代表说服英国当局,要求派英国海军人员到中国的这些军舰上服务。英方代表还进而提出,分舰队必须由欧洲人指挥。此项声明使得中国人当即退出谈判,取消了购买军舰的计划。英方拟定的这支分舰队的指挥官阿思本海军上校对此评论说:
中国皇帝希望将此分舰队完全置于不负责的行省官员的控制之下,剥夺我的总指挥官的权力,将此权授予当地的官员。……我们屈从于中国地方官员不负责的命令,就必然会沦为他们的部属,这种残酷的掠夺行为将给我们英国海军军官和水兵们带来耻辱。
外国进—步施加压力
外国人不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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