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万两，及新铸制钱工本……”47经费窘迫，可想而知。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朝野普遍认为北洋舰队已经成军，李鸿章也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48。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户部于光绪十七年规定南北洋两年内停购外洋船炮。撇开全局不论，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个人纵欲奢侈，是不符台历史真实的。
这里，还应谈一下260万两“海军巨款”事件。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49。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51。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52。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53。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朝旨严行申斥，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筹解“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清廷的腐败，吏治的黑暗。确切地说，这260万两巨款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54。
北洋舰队是洋务派标榜“御侮”、“自强”的样板，苦心经营凡二十年，耗银3000余万两，北洋海防经费支出总额，相当于同期江南制造局以及福建船政局从创办到中法战争爆发十七年总支出之和，数目不能说不大。所以人们常把北洋舰队的覆灭，视作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目前我们很准确切断言，这笔巨款资金对于北洋舰队是否足够。从宏观看，正如恩格斯所说，再也没有谁象“国家那样感到苫恼的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以前建造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55。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近于崩溃的封建国家是更不胜负担。军队装备，建设近代化海军，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清政府企图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国家，没有相当的生产力水平和广泛的财源，仅靠各种捐厘税金来维持一支近代化海军是十分困难的。清政府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筹措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并且激化各方面的矛盾，这是北洋海军不可能真正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373章浅谈明朝的火器 海战
明朝的战争形态；战争模式和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变化；我认为和我将要谈的火器；舰船与战车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其中的火器的应用是起到了核心的地位。
如果说中国的火器在战场上面的应用；宋朝是萌芽阶段的话；那么明朝就是大发展的时代。而出现这种形势则是与朱元璋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
朱元璋是在黄河以南；长江附近起家的；在他发展之初；就有一个叫焦玉的人献上他所研制的火器；于是朱元璋的队伍成为了江南起义军当中可以说是唯一的火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起义军。江南水网纵横；再加上刘福通的北伐；蒙古人引以为傲的骑兵队伍发挥不了应有的威力；於是拥有火器的朱元璋很快就尝到了甜头；在与陈友谅的一系列战斗当中；火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洪都攻防战当中；陈友谅挥军60万围攻洪都；结果洪都的朱军在火铳的帮助下使陈友谅久攻不下。而其后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军队更是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铣、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同时还为焚烧军巨舰的需要，临时创制了燃烧火器“没奈何”，而陈友谅除了拥有巨舰之外则一无是处，如何能与朱元璋“现代化”的军队抗衡？
老朱顺理成章拿下整个中国之后自然不会忘记火器带给他的好处，於是火器成为了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通常明军的构成为“铣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火器的比例占到了10％。而随着火器的发展明朝出现了两个新的兵种，一个就是神机兵（火器兵），而另外一个则是车兵－战国时期被抛弃的战车重新又焕发了青春。
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在世界上面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可是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承平日久，自然火器的发展就开始迟滞起来，于是西方国家在火器的发展方面就超过了我们。而嘉靖之后，南有倭寇，北有挞担和后金，内优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在明朝又继续发展起来。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摘自《徐光启集》，这一批人大力推动了火器技术的发展。于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明人主要学习和改进了西方传入的各类火器，其中佛郎机和鸟铣被明军改造和更为完善之后大批量的装备了军队。在学习和仿制外国火器的同时，传统火器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大体可分为燃烧性火器、火器和发射性火器3大类，约有二三百种之多。
与此同时，随着火器式样的发展，火葯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在明朝也趋于成熟，大体可分两大类，由硝、硫、炭构成的纯火药配方和夹带其他成分的毒火、神火（我国古代的化学兵器）等火药配方，随着不同的用途而对应不同火葯的配方，在制作工艺和火葯理论方面均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随着火器的大发展，明朝的战争方式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战车和战船就是最能让火器发挥出作用的两种武器。
明朝的水上实力是非常强的，嘉靖到万历年间，仅仅在江浙一带，战船的型号就达到了21种，如果加上福建和两广，型号更是繁多。在火器的大量应用之前，水上的战斗虽然是有用到弓箭，但是解决敌人的最后手段还是犁沉敌舰和接舷战两种战法，但是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当时的水上战法有了巨大的改变，有人就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明代的海战有了近代的模式。
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他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终明朝一代，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
明代战车是有屏蔽的车和威力很强的火炮的结合物。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载火炮的战车为现代战车的雏形。
战车的大发展时期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之内，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对战车发展作出了相当重要贡献的两位将领；一个是戚继光；另外一个就是俞大猷。他们二人发展出了偏厢车和正厢车两种战车，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或者说戚继光考虑立于不败之地的防御力更多些，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或者说俞大配考虑以战代守更多一些。这两种战车可以说是当时诸多战车形制的代表，成为了明朝的两种主战战车。
明朝与历史上的汉族政权一样，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对于这种威胁，明朝的战争思想却与历朝历代大不一样，虽然明朝同样重视养马，但是却不是用来以骑克骑，而是用车克骑。由于有了火器的辅助，更是让这种思想流行起来，戚继光讲：战车“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俞大猷则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在这种用火器加战车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们在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统，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l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营共火箭15360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75—80％。另外，每营还有大将军车4辆（一说8辆），火箭车4辆。作战时，火器可以终日打放不停。火器的质量较过去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佛郎机制造的无敌大将军代替了传统的大将军，就是火箭较过去也有改进。这些火器的威力是嘉靖以前难以相比的。与戚继光相比，俞大猷京营战车上的火器是较少的，每车只有大佛郎机1架，涌珠炮2位。但他原先设计时远不是这样。他打算“每车大佛郎机一座，中佛郎机二座、鸟铳二杆，地连珠二杆，涌珠大炮二位，夹靶快枪十杆”，火器的威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