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朝鲜当时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十九世纪末叶，当西方列强和日本企图涉足朝鲜时，被西方人称为“隐士王国”的朝鲜的统治者坚持效忠中国。结果，中国仍然在朝鲜保持实力地位。李鸿章当时公然宣称，一旦中国利益需要，他就是朝鲜的国王。
但是，李鸿章的庇护并不能使朝鲜免除外患。1875年，日本借口其测量船受到朝方炮击而逼迫朝鲜进行谈判。一年后，日朝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此后朝鲜又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法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暴乱，导致中日两国出兵帮助恢复秩序。这次中国人占了便宜，日本人大为恼火。1885年，中日双方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各自从朝鲜撤出自己的军队，将来任何一国要派兵到朝鲜，都必须预先通知对方。此后，经过一段不稳定的和平时期，到1894年，朝鲜南部地区再次爆发起义。中国通知日本，中方将出兵朝鲜，在通知书中，中国将朝鲜称为中国的藩属。此话使日本人深感不安，他们对此不予承认，并宣布日本也将出兵朝鲜。
两国军队进入朝鲜，镇压了起义。随后，日本迫使中国与其合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断然反对，指出改革是朝鲜人自己的事情。为此，日本企图逼迫朝鲜政府宣布废除对中国的藩属地位，但遭朝方拒绝。日本遂劫持了朝鲜国王，扣押政府人质，重新扶植了一个亲日傀儡政府。新政府立即要求清军撤离朝鲜，结果导致了军事冲突。1894年8月1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皇帝的宣战诏书。诏书清楚地表明中方坚持迂腐的儒教思想体系，并强调了中方不希望在海上与日本海军交战。诏书全文如下：（诏书略）
海军战前准备
在宣战前的几个月中，李鸿章批准派洋员上舰协助北洋舰队进行备战。其中高级洋员汉纳根，原为普鲁士骑兵少校，多年来为李鸿章训练陆军；监建旅顺港（阿瑟港）。英员威廉&；#183；泰勒原是海关税务司，在“定远”号铁甲舰上任汉纳根的私人秘书并协助处理枪炮、舱面业务。同时派上两艘铁甲舰的还有几位德国和英国的管轮、枪炮教员。唯一的美国人麦吉芬在“镇远”号服上任帮带的顾问。他具有良好的海军阅历，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校，并在海上实习了两年。后来由于国会削减军费，他们班的36名学员中只
有12名被批准留在海军担任现役军官，于是麦吉芬于1884年应李鸿章之聘来到中国。
临战前夕，提督丁汝昌多次召集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商议军机。在这些会上显然也针对各舰性能不统一的情况修改了某些战术。
当时制定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旗舰为前导舰组成单纵队作战，从而使所有舰艇的舷炮都能充分发扬火力。具体方法是：舰队成单横队航渡，看到信号后向左（或右）齐转，变成单纵队作战队形。如果敌对双方都使用同样的战术。最后势必形成两个单纵队并列同向机动，在机动过程中相互炮击，直至一方取得明显优势。取得有利态势的最好方法是占领“T”字横头，即成单纵队高速机动，垂直穿过敌编队的前进航向，迫使敌人只能使用前导舰的舰首炮射击，而拦截纵队却能充分发扬火力。
丁提督及其部下都懂得这些战术，但是汉纳根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具有实施这种机动的条件，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
我一上舰就努力了解舰队实施机动所具备的条件。我发现新的信号密码并不令人满意，它不适合12艘舰艇的舰队在指挥上的诸多需要。我还发现这些舰艇的航速和旋回半径极不统一，这使它们在作战过程中很难正确地变换队形和保持舰位，再加上通信困难使问题更加棘手。但是，鉴于舰队现在随时准备出战，我决心不更换密码，以免给船员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们可能来不及熟悉新的密码。所以我决定这12艘军舰不进行统一编组，而作为独立的舰只。这样，它们平时在舰队的统一指挥下联合起来，战时则各自为战。
也许正是由于汉纳根的上述意见才使丁提督同意海战时采用以下三条战术：
1．战时不论攻与守，同一建制的姐妹舰或对舰务合而勿离，互相支援。
2．战时以舰首对敌，以期发挥舰首炮的巨大威力。
3．各舰行动严格遵从旗舰指挥。
日本舰队在伊东祐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在1894年的前8个月中天天出海操练。伊东不但重视射击演练，而且给小火轮配上防护板，编为两个分队，派高级将领上船反复演练战术布阵，发布信号和进行战斗指挥，演习后还要进行战斗讲评与讨论。例如，伊东在演习中发现舰长们喜欢使用撞击战术，遂指出日本战舰经不起撞击，不宜采用这种战术。
更重要的是，日本舰队虽然比中国舰队规模小，但其特点是比较统一；各舰的航速与旋回半径基本一致。
海战经过
1894年9月17日，星期一，中国舰队在黄海北部的鸭绿江口外抛锚。它是于头一天护送几艘运兵船到这里的。星期天，运兵船继续溯江而上，把换防部队送往鸭绿江朝鲜一侧登岸。这天上午，天空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11时，舰队正准备开饭，只见西南偏西方向升起一片煤烟。少顷，他们发现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向锚泊着的中国军舰驶来。日本舰队当时正巧驶往鸭绿江口附近的小鹿岛。大约11时15分，日本舰队识别出中国舰队后便升起“发现敌舰”的信号旗，整个编队立即按平时演练规程转换成单纵队密集队形。
此时，中国舰队也匆匆结束午饭，准备起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舰的机房需要实施强压通风才能加速。锅炉升火的困难引起了混乱，而且旗舰“定远”号把事先议定的信号“分段纵列”发成“横列”，使原应担任前导舰的两艘铁甲舰居于编队****。这样，整个舰队呈半月形参差不一地缓缓驶向日本纵队。
日本第一机动编队司令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决定暂时避开中国的两艘可怕的铁甲舰，用4艘小型巡洋舰逼近中国横列编队，进行穿插突破，并对其火力薄弱的左翼实施猛烈攻击，待突破中国阵列后再掉头攻击其右翼。
当两支舰队接近到1万码左右时，“定远”号的英国顾问泰勒觉察到中方队形混乱，遂奔上飞桥向丁提督和汉纳根建议下达向右转向的命令，以使铁甲舰处于能最先与飞驰而来的日舰接触的阵位。他的建议得到采纳，转向信号立即发出。但据泰勒记载，这时“定远”号的闽籍管带刘步蟾耍了一个卑劣的伎俩。
我站在指挥台入口上方等待转舵，没见动静。管带就在下面的指挥台里。我说，“管带，转向命令已经发出，再不转左舵就会引起混乱。”他这才下令“左舵”但随即又小声说：“把定，把定，”一时停止了转向。我勃然大怒，脱口骂了一句，便跳上飞桥去找丁提督。丁提督当时孤身一人，不懂英文，我也不会讲中文，无法进行交谈。我刚跑到提督身旁，只听到震耳欲聋一声巨响，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刘步蟾命令10英寸炮塔开火，此时我和丁汝昌正好站在10英寸炮上方的飞桥上。飞桥被震得真的飞了起来，我和丁汝昌也飞了起来，鸭绿江口海战就这样开始了。（注：当时丁和泰勒正站在木质舰首桥上，该桥正处于10英寸炮的炮台上方。如上所述，交战时人站在这个位置上很危险，若不采取防护措施，常会被炮口的火焰击伤，实际上，丁汝昌是被气浪抛入空中，右腿和右脚被弹片击伤，脸也受到火药灼伤，泰勒身穿的衣服全被吹掉，双目一度失明）
从这样远距离上开火，舷炮够不上敌人，其它中国舰艇也跟着开火，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浪费了大批的宝贵弹药。
说起弹药，外国枪炮顾问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军舰上绝大部分炮弹是无用的穿甲弹而不是更有效的普通炮弹。例如，“定远”号上仅有55发普通炮弹，全在交战开始阶段被打光。“镇远”号上的麦吉芬顾问也说过，舰员们每当从弹药舱中送上一发普通炮弹，“都像对待暖房的植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有些大口径炮弹质量低劣，尺寸不符；更有甚者，许多炮弹中竟然装填着沙子。
日舰一直逼近到3000码距离上才开始射击，密集的炮火组成了猛烈的火网，顷刻间，中国编队左翼舰艇大量受损，几乎所有中国军舰的旗绳都被打断，无法进行信号旗联络。与此同时，坪井的第一机动编队安然穿过中国舰队的左翼，又迅速左转，对右翼舰艇发起猛烈攻击；
“定远”号和“镇远”号驶向前去打算截断日舰纵队。这两艘舰艇钢甲壁垒，完好无损，只因缺少有效的炮弹而不能给敌舰以重创。
中国舰队至少也有一次英勇顽强的壮举。左翼中“致远”号军舰被日舰首次齐射重创，船体严重右倾，所有的舰炮均失去作用。管带邓世昌企图撞沉坪井的旗舰“吉野”号巡洋舰，驾驶倾斜的军舰勇敢地向“吉野”号冲去。该舰不幸被日舰击毁，全体舰员随军舰一同沉入海底。
然而，麦吉芬在“镇远”号上却没有看到他的管带的英勇行为他后来作了以下的贬损性描述：
林泰曾身为管带，但在鸭绿江的海战中却不露面。他甚至连战斗准备都受不了，一想到战斗就恐怖得要命……每次打炮间隙我总是听到从甲板下的指挥台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咕嘟声。战斗进行了一会，我下到指挥台去，被林管带绊了个跟头。他正趴在那儿嘴里念念有词，祈求菩萨保佑。他属于满清贵族阶层，那确实是一帮腐败无能的儒夫。
15时10分，“定远”号舰首部燃起了大火，“致远”号即将倾覆，“经远”号也火光冲天，其他大部分中国军舰都被重创，形势危急。中国舰队的战斗队形早被打乱，各舰纷纷夺路而逃。“经远”号和“济远”号已退出战斗，向西逃往大连；“平远”号和“广丙”号正挣扎着向北逃往浅海区，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