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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20分，夜幕降临，日舰担心遭到鱼雷艇的反击而退出战斗。至此，“镇远”号已直接被命中124发炮弹，上层建筑几乎全被夷平。“定远”号的结局也同样不佳，它被命中200发炮弹，舰首燃起大火，整个战斗桅楼被炮火掀到了海里。战后报告表明，中方几乎所有舱面军官都受了伤，60多人阵亡。而日方末丧失任何舰艇，仅有数艘受伤，官兵阵亡78人，伤160人。
战后一位美国海军观察家评论说，这次战斗中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无能。他写道：“新郎到来时，日本天皇的水兵们保持灯火通明，准备周到，而中国天子的臣民们却象愚蠢的少女，已将灯油烧尽，危机到来时他们还毫无准备。”
其他参战的外国人也指责中国人，有一份报告这样写道：
“毫无疑问，确有一些勇敢的军官，但是如果12名舰长中有3人贪生怕死，舰员再勇敢又有什么用？我记得拿破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群由一头狮子率领的毛驴要强于一群由毛驴率领的狮子。”一切赞誉归功于那些在中国舰队供职的外国人，他们在极其不利、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尽心尽力地为一个不领情的国家服务。北洋舰队现存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他们帮助建立的。”
在批评中国人方面，麦吉芬也许最有发言权，然而他却赞扬了他们。他是这样总结两艘清舰上水兵们的战斗精神和勇气的：
战斗中“来远”号舰尾起火，久势凶猛，舷炮被烈火包围，无法操纵。但是，在前甲板上，舰员在坚持灭火的同时，舰首炮仍在不停地射击。甲板下的轮机舱内的通风机因上甲板着火，全部关闭，舱内一片漆黑，操作的命令只能从甲板上通过传话管下达。但是，管轮兵们在舱内温度接近200度的条件下仍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数小时后，大火终被扑灭。这些勇敢的人们多次备不顾身地进行救火，他们每次都被烧得面目皆非。
当“镇远”号艏楼起火，舰上指挥部门发出自动前去灭火的号召时，尽管该规当时正遭受到3艘日舰的集中射击，上前灭火简直等于寻死，但是水兵们仍然积极响应号召，奋勇上前，义无反顾地冲进火海。当他们撤出时，没有一人不是伤痕累累。不，这些人绝不是懦夫。如同在其他任何一次战斗中一样，这次战斗中确有懦夫出现，但他们同样遭到了勇者的唾弃。
战后余劫
鸭绿江口海战并非是中日海军之间的最后一次战斗。数月之后，两军在山东北部的威海港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那以前，日本陆军攻占了朝鲜和辽东半岛，夺取了旅顺和大连。1895年1月，北洋舰队的残余舰艇隐蔽在威海港内，港湾口用栅网和沉船封锁。1月底，日军进攻该港，派出鱼雷艇袭击那些封锁港口的传统防御工事。2月初，日军终于突破了港口防御，并与中国海军交战。2月5日，“定远”号被击沉，4天后，“靖远”号突围未遂被击毁。（原文如此）
不久，中国求和，将北洋舰队余下的军舰作为部分战争赔偿交给日本。满清皇帝降旨对所有幸存的管带斩首处死。此令后来虽被取消，但已有数名将领被处死。丁提督和其他两名管带自知将受极刑，遂吞服过量鸦片自尽。到1895年2月末，中国海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舰已经是散的散、沉的沉；大部分留过洋的海军军官都已死去。
1895年日军胜利后，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和约。他在日本逼迫下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下列主要要求：
1．中国承认朝鲜自主；
2．中国割让台湾全岛、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注）和辽东半岛（含旅顺、大连）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白银；
4．签订贸易条约，同意田本享受最怠国待遇，并开放7个新的通商口岸。
以上条约中有一项未能兑现。马关条约签署后不到一周，俄、德、法三国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成果感到震惊，出面照会日本政府；“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将对中国首都构成持续不断的威胁，同时将使朝鲜的独立化为泡影，成为今后远东和平的一个永久性障碍。”
日本迫于这种国际压力，只好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于1895年11月将其归还中国。但是此后，西方列强之间又为亚洲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吵。不到三年，它们借口租用，开始强占中国的许多港口。1898年，德国攫取了青岛；英国强租威海；俄国夺占了阿瑟港（旅顺港）；从而获得了在太平洋的不冻港；法国占据了中国南海的湛江。
第390章1896至1911年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西方列强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瓜分，迫使大多数中国人开始对整个儒教思想体系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们认识到旧的传统即便与温和的改革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须进行新的彻底变法。
严复的观点
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只有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才有希望。严宗光（即严复）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他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又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1890年后，他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这10年中，他涉猎广泛，译著频出，介绍西方的许多新思想。他不但热心于新闻事业、传播知识。而且还研究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他在天津创办过两份报纸，并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183；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注：福州船政学堂还有几位毕业生以及他们的门生后来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如：陈辉、高禄、罗丰禄后来都在外事部门身居要职。其中，陈辉于1906年入巴黎大学继续攻读法学学位，1920－1927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和驻国联代表；高禄于1921年任孙中山的秘书，1928年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而出任驻法国公使，曾撰写过一本名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的书；罗先生于1893年离开海军，从1896－1901年一直出任驻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公使）
然而，严复也深知中国学习西方会遇上重重障碍。如同其他好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中国遭受日本之辱感到义愤。他指责不成功的洋务运动，抨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十九世纪的名言。他在天津任总教习期间发表过如下的批判言论：
“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光绪二十午，1894年）东事败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肆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物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益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桔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占；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正如上述批评所证明的一样，在关于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当时仍然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多数知识分子眼看中国急速落后于日本和西方，迫切要求改革，而统治者显然不能胜任实施有效改革之重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中国采纳了西方成功的经验。对此，中国的少数统治者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中国缺少军舰，缺少设备，缺少技术知识。从当时的记载看，海军改革前景暗淡。
中国要不要海军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1895年8月，总督刘坤一奏请清廷与俄国缔结海军密约，鉴于中国海军无能，请俄国海军代守中国海疆。此议得到另一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张的奏折后来虽被皇帝驳回，但仍值得一阅，因为55年后它又成为中苏海军合作的基础。该奏折说：
“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其兵船可入我船坞修理；……而与之约定，若中国有事，则俄国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若有俄相助，将来无论何国寻衅，数旬以内，可以立发兵舰数十艘游行东方海面，则我得以专备陆战守之计，而敌人亦断不能为深入内犯之谋矣。此尤交邻之微权，救急之要策也。”
该奏折的悲观论调促使年迈的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去重振海军。他敦促向西方购买军舰，其建议得到皇帝的批准。在此后三年中，中国共购进5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鱼雷艇。其中“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为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制造，每艘装有两门8英寸火炮，排水量为4300吨，最高航速24节，其他3艘巡洋舰为德国的伏尔铿船厂制造，排水量为2950吨，备装3门6英寸火炮，航速19节。驱逐舰和鱼雷艇也全为德国制造。驱逐舰排水量为280吨，装有两座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鱼雷艇分为两种型号：一种排水量为62吨，装有3个鱼雷发射管；另一种排水量为90吨，装有两个鱼雷发射管。最高航速都是近18节。
这些新舰艇驶抵中国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许多外国海军专家对中国正极力购买大量外国军舰的看法。1898年末，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访问了中国，并应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邀请视察了南洋舰队的军舰，事后他写道：
“我向他们建议将剩余舰艇整修刷新以使用于维持治安，并指出这些舰艇能阻止广州沿海一带的海盗行为。我力劝他们不要再花钱购买海军武备了，因为他们所承担的护国任务要求发展陆军力量而不是发展海军力量。我认为，他们首先应该保护商业贸易的安全，而这只有陆军与治安力量才能提供。我提醒他们对许多浪费情况引起重视，特别是他们在沿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