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emencuga； Poltava； Saroki； Balti； Pervomajsk； Kirovgrad； Petropavlovsk； Taranovka； Grisin； Stalino； Vasiljevka； Aleksandrovka； Ivanovka； Garbatovo这些城镇战斗过。在这些战斗期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克罗地亚士兵俘获了相当数量的苏军，大约有近千名苏军向该团投降。这给该团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些自己的战俘营。许多苏联士兵，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宁可向克罗地亚部队投降，他们认为会得到这些斯拉夫人较好的待遇。
在战斗了近一年后，1942年7月，第369团向东北方向挺进，然后又试图直达顿河。在7月25、26和27日的战斗中，这个团在Selivanova附近的Kolhoz国营农场蒙受了重大的损失，46人阵亡，176人负伤。许多战斗都是惨烈的近战。一个克罗地亚军人公墓在当地建立起来，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就被安葬在这里。1942年8月26日，来自Stokerau训练营的第一批援军抵达，全团前往Glaskov进行休整。
1942年8月至9月间，第369团在休整期间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训练。9月22日，原克罗地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Viktor Pavicic上校，代替了Markulj上校成为团指挥官。9月24日，Pavelic上校视察了该团，并为各单位的人员授予勋章，此后又和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将军共进午餐。到了9月26日，该团接到调动命令，强行军向东南穿越了Gomcar和Gumnik两地。经过14小时的行军，第369团到达了他们命中注定的归宿地－斯大林格勒。同日2330时，该团第一营已经进入自己的战位。第二天清晨，团其余部队也进入斯大林格勒外围阵地。克罗地亚团作为一支无德国人参与其中的部队来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誉－－用来奖赏该团所经历战斗中的杰出表现。 有些资料中甚至将该团的上级，第100轻步兵师称为“德国－克罗地亚”轻步兵师。但斯大林格勒的街道和废墟成了该团的葬身之地。
克罗地亚士兵投入到斯大林格勒激烈的巷战中。该团第3连的一名排长，Bucar中尉这样描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一个典型的日子：
“……当我们进入斯大林格勒时，看见的只有大片燃烧的废墟。我们躲进战壕和地堡中，以躲避敌人的炮击，喀秋莎和空袭。我很幸运地没有损失一名士兵，但2排却阵亡一人，负伤五人。3排有13人伤亡。早晨六点左右，德国人的斯图卡在前方倾泄****，我们也随之受命向城区北部推进。我这个排的任务是：配合一支德国部队，肃清一个货运中转站及铁路，并到达伏尔加河。我们排没有损失人员，但我们的运输单位却被打得很惨，损失了10个人、40匹马和一卡车弹药……”
第2营营长Ivan Coric上尉则有着这样的记录：
“……在9月26、27日夜间，俄国人空袭了我们营的驻地。不过我们已经预计到这次打击，纷纷躲进周围的战壕内。9月27日早晨六时，炮击再次呼啸而至，我命令士兵们分散躲避。我们一直躲到下午一时，团长命令我们营移动到第227团（第100轻步兵师）的阵地上。我请求这次调动延缓执行，因为在天黑前，这块地区都处在俄国人重炮和喀秋莎的威胁下。我担心在穿过这个地区时会遭到敌方的阻拦射击，导致重大的伤亡。团长拒绝了我的请求，在下午二时，我带领我的营向足有十公里远的第227团阵地移动。我们以3－4人为一组，在我和副官的带领下出发。只走了数百米，我们遭到了猛烈的炮击，我的士兵开始出现伤亡，连长Tomas负伤。走了一半路程后，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我命令士兵们在周围隐蔽好，就带上我的副官去向第227团团长报告。这个团的团长Mohr中校命令我的营支援他已受到削弱的团，我本人和我的参谋部则留在他的指挥部中。领受了命令后，我回到我的士兵那里，夜幕已经降临了。我们开始向第227团的阵地移动，爬行穿过一些沟渠。借助月光，俄国人的飞机轻易地发现了我们，并向我们投掷磷燃烧弹，许多人身上着了火，这真是恐怖的一幕。幸存的人开始试图扑灭自己同伴身上的火……。我的营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终于到达了第227团的阵地。9月28日夜，我由于在一次空袭中头部受重伤，不得不离开了我的士兵们，我的副官Tomislav Jelic中尉也在这次空袭中受伤。我最后听说第2营的士兵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至10月13日，第369步兵团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营和两个不满员独立连，包括来自Stokerau的支援部队，整个团只有983人。而直到这天，该团只是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进了800米。
此后，该团继续奋战，同时损失数字也在继续上升。在此期间，红十月工厂成为争夺的焦点。苏军沿着工厂附近的铁路展开反击，一些俄国百姓也在向德国和克罗地亚士兵射击。指挥部为此下令：向一切出现在作战区域的平民开火。1942年10月31日，红十月工厂十号建筑的防御力已经耗尽。
1942年11月3日，第369步兵团尚存有战斗力的部队计有：一个步兵连，98人和8挺轻机枪；一个重机枪连，73人和1挺重机枪；一个反坦克连，20人和6门加农炮，而炮手的人数只能操纵两门炮。全团总共只剩下191人，在这些人中只有4名军官。这个数字不包括团属炮兵连，他们被分散配属给一些德军单位。11月4日，一个补充营从Stokerau赶到，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11月6日，克罗地亚团的残余单位随同德军第212步兵团继续在红十月工厂周围苦战。到了11月21日，传来了苏军进攻第六集团军侧翼的消息。25日，由克罗地亚团薄弱的阵地被苏军突破，俄国人已经出现在德军的后方。每一个能拿武器的人，包括病员和轻伤员都投入了战斗，试图守住自己的阵地。
1942年11月末，只有5名军官、9名军士和110名士兵撤出了战斗。食物供应奇缺，只有120克马肉和少量面包，每日三餐成了一餐。而部队却还要应付每日激烈的战斗。
12月到来了，幸存的克罗地亚士兵饥寒交迫，并且缺乏武器和弹药。团长Pavicic上校生活在他自己的虚幻世界里，每日给部队下达一些不相干的命令，而这些部队往往都已经不存在了。12月7日，伏尔加河封冻，苏军开始从其它方向突破了城区的防线。
1942年圣诞节，中尉Korobkin写道：
“……今天是圣诞节，敌人又展开了进攻，从四号建筑（红十月工厂）进入二号建筑，那是我们的右翼。敌人一路冲进了二号建筑，我们的守卫者冒着来自一座白色小房子的不断的火力，撤出了二号建筑。敌人的一门加农炮破坏了我们的一挺重机枪。在敌人进攻我们右翼的同时，左翼也发生了激战，在直射火力和炮火的支援下，这次进攻被击退了。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Ivan Vadlje下士的英勇表现。入夜，我们收到了Eichler中校的祝贺。夜深后，我们借助夜色的掩护，在右翼发起了反击。士兵们投掷着手榴弹，歼灭了敌人的守卫力量，夺回了在白天丢失的阵地。Eichler中校得知后，再次向我们表示祝贺。他说，德军第212步兵团以和我们克罗地亚士兵在一起战斗为荣。中士Ante Martinovic和Franjo Filcic在这次战斗中阵亡，另有12人负伤。”
1943年1月10日，Pavicic团长在给第100轻步兵师的报告中写道：
“我必须指出，自从9月27日抵达斯大林格勒后，我的团只得到4天休息，最后一次还是12月30日，士兵们甚至连睡眠都不足。在红十月工厂周围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士兵普遍极度疲劳，就好像要死去一般。根本没有时间洗漱，或是刮一下胡子或理发。在战斗间隙时，我们的阵地上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刚坐下片刻之后，又要投入到作战中去。部队坚守阵地直到1月9日才得以撤出战斗，然而今天一切又要机械地重复着。”
1943年1月16日，苏军从三个方向对克罗地亚团的阵地发起进攻。他们穿过数条街道后包围了Fiember中尉指挥的一个小组。在强大的压力下，这个小组的弹药已经用尽。Kuhlwein中校试图发起反击，以救出年轻的中尉和他的士兵们。但所有的人都在这次激战中阵亡了，还包括Kuhlwein中校及Zubcevski、Korobkin和Vadlja中尉。一小部分幸存的士兵继续与苏军血战，最后只剩下三名重伤员。德军指挥官随即下令幸存的克罗地亚士兵撤出战斗，在航空学院附近从事挖掘战壕、掩体的工作，这样他们也许还能活下去。
不久后，Pavicic上校请求上级－第100轻步兵师将其撤换，他手下几乎无兵可以指挥，只有一小群伤员，他已丧失了斗志，感到自己已经不中用了。他猜想指挥炮兵部队的Mesic中校将会接替他。而他自己则离开斯大林格勒返回Stokerau，在那里有一支新编的德国－克罗地亚混编师已完成组建，正开赴巴尔干作战。这个师就是第369Devil‘s 步兵师。（我曾作过一个简单的介绍）1月20日，Pavicic上校企图坐飞机逃离斯大林格勒，而最后他的结局如何则成了一个谜。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二是他在师指挥部没有下令的情况下自己离开了（当了逃兵），可能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最后疯狂绝望的日子里被枪毙了。前一种猜测可能更真实一些，这里有一个未确认证据，在幸存的克罗地亚士兵中有一名中士Ervin Juric声称见过Sanne将军签发的批准Pavicic上校撤离的命令。
1943年1月23日，18名第369团的伤员离开了斯大林格勒，他们是最后一批活着离开这个地狱的克罗地亚士兵。在这些幸运儿之中，Juric中士，安全地带出了他所写的第369团战争日记，这些宝贵的资料可以把所发生的一切留传给后世。在日记中，1月23日后的记载只有“2月2日”这几个字，这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终结的日子。
Mesic中校和团里仅存的一小群幸存者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