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海军舰上的日常工作带有政治性质，政委们以经常开展检查和批评而感到自豪。典型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每月召开两次部门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班务会。为了贯彻安全措施和进行及时检查，还定期召开全体舰员会议。
政治问题
可是，海军的政治教育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些政委对此过于认真和积极。例如，林彪发起“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活动，这些是优秀的舰艇和个人的称号。评比活动促进了部队的政治团结、生活管理和军事训练和战备。为了评上“四好”称号，一个单位必须做到1．政治思想好，2．三八作风好，3。 军事训练好，4。 生活管理好。在1963年至1964年的海军会议上开始宣扬这些单位和个人。例如，海军航空兵某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细，创安全飞行记录。表彰了某航标兵，12年如一日，满怀政治热情，在远离大陆的海岛看守灯标。
可是，对那些创“四好”争“五好”有困难的舰艇和个人，政委就给他们施加重大的压力。例如，某艘W级潜艇在1961年度没有评上四好单位。在这以后的整整一年内，政委反复召开艇员大会，查找“落后的原因”，研究出赶上姊妹艇的有效方法。结果，水兵们都开始大胆发言，批评军官们不听取艇员们的建议。政委责成军官们密切同水兵的关系。在海上训练时，艇长、副艇长应“把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及时提交党委讨论”。每当训练告一段落，军官和士兵们必须开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种强制的方法，该潜艇终于在1962年获得“四好单位”荣誉称号。
政治思想教育对院校的影响最大，它使培养必要的战术技术能力的专业教学过程复杂化。例如，1963年在“草棚”海校里培训“赤脚”鱼雷艇艇长破誉为革命实践的最好例子。从1963年至少到1969年，就有这样—所座落在山区的海军“草棚”学校，它为南海舰队培训了许多鱼雷艇艇长。
的建议有时也会给部队造成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损失。例如，1963年，有—个护卫艇中队在的鼓舞下到开阔海洋上去执行任务，结果损失严重，人员受伤。对此，中国的报刊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1963午冬，中队接到一项去公海远航的任务。按照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快艇的装备和构造不适合深水航行，它们只能在近海活动。这样的远航，简直是异想天开，注定非失败不可，然而，经过党委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尽管狂风恶浪打得小艇颠簸不止，小艇和人员都遭受了损失。
党组织控制着组织人事大权，这有碍专业技术的发展。因为常常对出现的专家治军论感到怀疑。舰队政治部门往往将那些在西方或苏联培训的军官安排在次要岗位上，它还拒绝另一些人加入。这是减少专家影响的可靠方法。
恢复垦荒运动
1962年夏，海军的大批官兵被派到陆地上去参加垦荒，以增强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据某文章报道，东海舰队有数千名战士在崇明岛（长江口的大三角洲）上参加了为期7个月的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这些战士开垦了近7000英亩土地，播种了大豆、玉米、棉花和小麦。他们还修筑起一条大堤，新开辟了数条灌溉渠。
文章还透露了有关这些海军战士的另一则消息：“这支垦荒队伍中有百分之七十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刚参加海军不久，过去很少从事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明显，这支海军部队将近四分之三的成员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事实，说明了专业技术没有被完全忽视。
1964至1965年的战略争论
由于不切实际的政治措施，军队中“红”与“专”的矛盾日益加深。尽管已竭尽全力参与了军事，但仍有一些相当有权威的军人主张减少政治教育而加强军事，并主张执行基于强大威慑力量的前沿防御战略。他们的主要发言人就是林彪的参谋长罗瑞卿将军。
罗瑞卿曾是公安部队政委兼公安部部长，担任此职务需要具备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以及广博的公安业务知识。因此，他虽不是一位纯粹的职业军人，但他表现出中国军队政委特有的那种素质，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政治理论家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难处的关系。例如，他对舰员业务训练非常重视。他严格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潜艇上新兵或不合格的艇员超过编制员额的30％，潜艇必须经过全面训练，才能参加战备巡逻任务。
早在1962年，罗瑞卿可能就开始怀疑中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那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表明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需要重新进行认真评价。台湾的报道指出，大陆局势普遍不稳，关于活动和抢劫、纵火、凶杀等案件的消息也四处流传。的宣传有些是毋容置疑的事实，因为到4月份，数以千计的流亡者开始从中国南部进入香港。与此同时，分子加强了他们对大陆的小股袭扰，北京不得不把大量飞机和陆军部队调往福建。6月份，又开始炮击金门。这引起美国作出反应，它向当局承诺：“如果要侵犯马祖和金门，它就将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这时，美国顶住了苏联在古巴制造的导弹危机。中国对赫鲁晓夫的退却进行了攻击，称它为又一次“幕尼黑”阴谋。中国还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10月和11月双方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打了6星期的仗。虽然台湾海峡和中印边境的冲突很快平息下来，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论战却更加激烈。在尔后的几个月内，中国经常谴责苏联，并声称中国将揭露背叛马列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中国把修正主义当作世界运动的头号敌人来进行攻击。
在包括罗瑞卿在内的某些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是指错了方向，尤其是根据1964年8月以后的事件来看，当时东京湾的局势导致了10万多美军进驻越南，接着是1965年2月B－52飞机轰炸北越。随着对中国南部的威胁日益增长，罗瑞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再一次分析了中国的战略能力，并为他们的发现感到不安：中国只在196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中国唯一的运载工具是几架过时的伊尔－28轻型轰炸机。这些飞机只能携带一枚******，单程飞行大约1100英里。同时，中国唯一的G级潜艇仍在试航阶段，还没有装备潜射弹道导弹，而中国新成立的一支类似苏联战略火箭军的第二炮兵，却没有武器。
面对这些情况，罗瑞卿在1965年5月的《北京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美国干预越南提出严正警告。他主张前沿防御战略，将中国部队派往越南与北越一道对美国作战。为此，罗瑞卿建议恢复同苏联的正常关系，并建立起统一战线。罗瑞卿还认为，中国的武装部队应加紧军事训练，把少量的时间用于政治活动。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他的批判来看，罗瑞卿既赞成继续发展核弹能力，又赞成常规武器和部队的全面现代化改装。不过，他的主要罪行是建议废除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取而代之的是加紧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的战略。
罗瑞卿还主张积极地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后来他因命令海军舰艇前出到近岸水域以外去活动而受到指责。据报道，他不履行指挥程序，直接命令福州军区司令员攻击的舰船。他对福建的海军部队说，他们“可以主动地对敌发动攻击，为了不错过任何战机，可以先斩后奏”。1965年11月13日，海军的8艘小艇同的2艘较大的炮舰在金门附近海面进行了2小时的激战，双方兵力均受到损失，损失了最大的一艘扫雷舰。
两星期后，罗瑞卿为此作了检讨。有趣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后的第4天，林彪宣布击沉扫雷舰是“突出政治”的结果，是“坚决贯彻****和****军委指示的结果”。可是，6个月以后，罗瑞卿却被指责在指挥福建海军作战中目无上级领导。****工作组明显地反驳了林彪的上述声明，它指出：
关于福建沿海对敌斗争问题，******、******和****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仅是与&；#215；匪（指蒋介石）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是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因此，对&；#215；匪（蒋介石）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要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来考虑，尔后由******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来决定。不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得到******的批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局部情况出发轻率地采取行动。罗瑞卿不请示******、******和****军委就摄自命令&；#215；&；#215；（福建）军区从&；#215；月&；#215；日进行海上作战。
这些声明很有意思。首先，它们清楚地表明党直接参与海军的战略决策，并且对在潜在的紧张地区（至少就台湾海峡来说）所采取的行动具有最后发言权。其次，这些声明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和政治两派就党如何实施对军事的领导存在很大的分歧。对于整个军事组织体制，罗瑞卿与解放军政治派的意见也大不相同。后来他被指责说：企图撤销某些军区，扩充主力部队的力量，贬低民兵的作用。罗瑞卿还想把指挥和控制权集中起来。尽管他的建议多数是合理的，但却很少被采纳，其原因之一是，这样一种制度将会削弱军区司令员的权力，而这正是他们决不容许的。
因为罗瑞卿的许多批评正是冲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他的直言不讳不可能不引起反应。反应的任务落到了林彪头上．当时他也许同意罗瑞卿的某些观点，但不管怎样他必须保卫毛泽东的路线。林彪又得到解放军政治派、各大军区和****的支持。他和他的支持者发表文章对罗瑞卿进行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指使李作鹏海军中将首先作出反应。李作鹏的文章题目是“战赂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翻版。文章驳斥了罗瑞卿在对美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