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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调整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建立在他同许多大军区司令员个人之间密切的关系这一基础上的。他那非凡的才能和个人的关系使他充分调动了司令员们的积极性。到1973年12月，所有的军区司令员都顺利地进行了调动。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似乎确立了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的领导地位。
还有一个需要邓小平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夺回被南越占领的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事件正好发生邓小平进行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时候。1974年1月，中国人胜利地夺回了西沙群岛，这是冒着同北越决裂的危险所采取的行动，因为北越人也声称拥有该岛主权。中国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郑和远航的文章，以此来驳斥北越的声明。但当时在中国受到广泛重视的各种海洋问题，很可能促使了中国使用武力。
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警告对方，声明的大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西沙群岛周围的海域也是属于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人还指出，中国政府决不允许西贡当局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
在中国发出警告后的第四天，中国开始向西沙群岛调动兵力。据南越的幸存者说，中国海军调动了大约11艘军舰，搭载着600人的两栖突击部队，中国的“米格”飞机从距西沙群岛130英里的海南岛起飞，为突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北京声明道，这场冲突是由南越军舰于1月15日企图赶走岛上的中国渔民而引起的。关于事件的起因，北京的说法同西贡的说法是一致的。1月17日，几艘中国的巡逻服艇到达西沙群岛。翌日，又驶来10艘舰艇。这些舰艇都由海南岛起飞的“米格”战斗机提供空中掩护。南越海军有一艘前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装有1门5英寸的火炮）和4艘护卫舰（每艘装备2门3英寸的火炮）。该编队没有空中火力支援。
一天之后，西沙群岛落到了中国人手中。南越海军损失1艘护卫舰。1974年1月21日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该舰是由“黄蜂”级导弹艇发射的导弹击中的，而中国方面则否认有任何导弹舰艇参战。中国人大肆宣传参战的海上民兵的作用，以此强调人民战争的思想。不管实际上采取用了什么战术，这场短暂的冲突生动地表明了中国是在沿海以外的海域使用舰队来保护它的领亡和国家利益的。
西沙冲突后不久，中国的宣传工具立即作了大量的报道。在一首长达20页的长诗中，作者强调了战斗的胜利是“人民的海军”的作用，而不是靠一支技术装备较现代化的海上力量取得的。这首诗的部分内容如下：
新中国年轻的海军，
无产阶级的战舰！
歌唱这祖国海上健儿创造的新奇迹
歌唱这不到三十分钟的胜利自卫战
新中国参战的人民海军，
既没有什么“科马尔”级的驱逐舰，
更没有什么“冥河”式导弹，
我们是：
以小打大
以弱敌强
小试锋芒
******缔造、指挥的人民海军啊！
创造了许多奇迹，在人民海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激进派攻击新的海军政策
尽管海军取得西沙海战的胜利，但中国的激进派仍然开始怀疑邓小平的做法。邓小平公开支持农民拥有自留地，从事副业生产和按劳取酬的作法，使激进派感到震惊。在激进派看来，邓小平的这种做法太过份了，于是从1975年的1月至4月，他们对邓小平发起了反击，未指名地指责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一事件中，邓小平与苏振华的密切的私人关系影响了海军，因为激进派把苏振华的新海军政策作为攻击的目标。据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认为，由毛夫人为首的激进派强烈反对海军的某些现代化计划，他们主张投资发展陆军的常规武器。
据后来报道，毛夫人于1974年5月对海军改革服装极为恼怒。而海军改装显然是经过毛泽东以及中国****军事委员会同意的。这一决定使海军恢复了五十年代强调军事技术时期的那种服装样式。而且这种新的规定使海军官兵的服装同千篇一律的陆军穿的毛式服装有很大的区别。人们看到海军军官头戴西式的大沿帽，身穿类似美国海军的白色军上衣和深色军裤。夏季，水兵穿着带披肩的“V”形开领的西式水兵服。
毛夫人对这种服装的改革大为愤怒。她嘲笑穿新制服的海军干部，称他们是“北洋军阀”，“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其它一些激进派领导人则禁止报刊和影片上出现穿新式制服的海军军人形象。
激进派对海军的攻击最终使毛泽东不得不出面干涉，并对海军给予支持。1975年5月3日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海军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事件。据透露，在一次高级军率领导人的会议上，毛泽东紧紧握住一位海军高级军官（可能是苏振华）的手说：“一定要把海军搞好。”这位高级军官便利用毛泽东的讲话作为契机，向****介绍了海军新的十年规划。毛泽东表示赞成。这一规划提出了到1985年所要达到的目标。
激进派竭力反对海军的这一规划。有些人提出，国防经费最好用在陆军和进一步发展陆基战略武器上。上海的铁腕人物张春桥批评海军的规划，他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现在导弹的发展先进，装备在陆地上的导弹就可以任何地方的目标。因此，没有必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
有关海军建设规划之争成了邓小平与激进派之间论战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激进派对邓小平发起了反击。激进派的两位高级官员在中国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文章，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指责邓小平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林彪式的人物”。这一指责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和邓小平。因为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一年夏天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一项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就是后来著名的“四个现代化”）的计划。
关于国防问题，邓小平要削减30％的军队。邓小平认为，削减30％的军队以便集中力量实现工业现代化，有了现代化的工业，最终才能使中国拥有核武器、现代通信设备和先进的后勤保障系统。从争论的情况来看，邓小平主张主要削减地方防御部队力量，继续加强对主力部队的集中领导。据传说，邓小平或者至少是一些有影响的温和派人物批评了1964年取消军衔的作法。这些人认为，取消军衔减少了高级军官的权力。为此，邓小平企图通过引进新型的通信系统来加强对部队的集中指挥和控制。
为贯彻上述政策而放松政治思想教育的决策，使得邓小平和其他温和派人物为掌握中国命运所作的努力受到了挫折。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再次被解除职务。一个月之后，海军内部的亲邓派，尤其是苏振华，受到激进派的攻击。接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海军内部展开了。不久，海军中的激进分子因写诬告信对温和派进行政治诬陷而受到了谴责。最后，海军的领导人作为“复辟派”而受到攻击。
1976年5月，沪东造船厂的大批判小组撰写文章，对邓小平的海军建设政策进行了批判。大批判小组以建造商船为例，批判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他们把邓小平的海军现代化方针说成是反对毛泽东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发展工业的企图。文章写道：
就拿上海造船工业来说吧。自1970年以来，我们加倍努力提高产量。六个来，我们已建造了100万吨的船，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总产量。在过去的17年内，上海仅建造出1艘万吨级轮船，而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就建造了44艘万吨级轮船。这铁一般的事实是对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主张的靠外国发展工业的洋奴买办哲学的有力批判（造船的总数是确实的）。
在批判后不到一个月，激进派遇到了西方军事要人、法国三军参谋长梅里将军访华的问题。上海是梅里将军访问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他检阅了东海舰队部队，并参观了江南造船厂。
梅里的访问引起了激进派的一阵批判。在法国人离开中国后，激进派立即对邓小平的海军政策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把他比作在十九世纪导致中国海军失败的李鸿章和曾国藩。批判文章写道：
在洋务派中，李鸿章是个臭名昭著的代表人物。在他办洋务的整个活动中，兴办北洋海军是历时最久、花钱最多的一项……但是，他们求了三十年，求到的是什么呢？是人民越来越穷，国家越来越弱，越来越殖民地化。在他们崇洋卖国的路线下所购置的‘铁甲’、练成的‘新军’，连李鸿章也不能不承认：“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果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撕掉了李鸿章‘自强’‘御侮’的面纱，******地暴露出他这个帝国主义奴才的丑恶嘴脸……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邓小平所鼓吹的‘最可靠的’‘大政策’，不过是李鸿章崇洋媚外的‘自强’‘求富’的翻版。邓小平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务派。
在这最后一次辩论期间，中国还接待了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国人还允许他到中国偏辟地区的边防部队参观。施莱辛格先生在这次访问的总结中指出，他认为中国军事部队对购买先进的武器感兴趣。然而他又指出，出于外交上的原因，中国没有公开表示这种获取先进武器的愿望。据施莱辛格先生说，“只要与中国官员交谈，就会听到口径一致的说法：武器不是决定的因素，苏联的坦克是‘乌龟壳’，人民战争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如果苏联人侵犯我国，就诱敌深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