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验中该军发现这些昂贵的数字化设备，除了可靠性和稳定性有提高外，敌我识别也大有问题。另外与美军相同的是作战时的成本效益不太好，胜负仍未产生一面倒的情况，因此曾经颇有争议。但因为通过论证研究发现，长远而言其成本效益势必倍增，而且是新军事革命的不二法门及早日追上先进军队的快捷方式。
透过实验，38军也体认到新的数字化装备的确能提高部队战斗和效能，同时也发现和装备的潜力并未全发挥出来。其原因首先是虽然实验部队已用了较长时间熟习装备，并将之进行日常训练，还制定了新战术和使用守则，但与使用现役武器和战术的部队比较，因为理念和运用方法上往往完全不同，在传统思维未完全消除的过渡期内，实验部队潜意识上往往以传统的习惯操作新装备，使得部队和和武器熟练使用上事倍功半，效能大打折扣。
第二是部队在接收数字化装备后，都会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新装备研究、新编制研究和新理论落实上，并因应士兵计算机知识不足作强化训练，因而使士兵的基本作战技能、体能训练和战术训练受到压缩，影响正常任务的执行。这个弱点使正常时候能够较易取胜的实验队变得信心不足，可用直射火力解决的问题有时也会呼叫后方火力支持，变成开始依赖远程打击武器消耗敌人。为此军部已找专家研究一套心理法纠正第一项问题，同时研究一套均衡合理的训练时间分配方法克服第二项问题。
美军的数字化计画已因客观因素延迟，要求在今年内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在2006年建成第一个数字化师，到2020年全陆军实现数字化，比原计画晚了10年。至于全陆军实现信息化则是2050年的事，由此可见目前军事数字化热潮炒作成分居多，真正的数字化战场大概要到半个世纪以后。
中…共 已在38军建成一个实验性数字化营，从时间和规模来说，比美军约落后6年。中…共 希望在2年内建立首个数字化师，把和美军的差距缩小到4年，在2010年时与美军并驾齐驱。随着下一轮裁军和军费的增加，中…共陆军也希望在2020年实现数字化，至少将和美军的差距控制在2年左右。为达目的，中…共 陆军打算由38军开始，分两步建构信息化部队，第一步是在原编制不变或小变的情况下完成数字化，以镶嵌法增强现装备数字化作战能力，例如配备数字化通信设备、敌我识别系统、侦察系统、抗干扰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第二步是依据最新的信息战理论，从根本上改革部队编制体制，才能全面实现信息化。从发展方向和步伐来说，中…共和美军十分接近，原因是彼此互为假想敌，加上美军执世界军事牛耳，参考美军并不出奇。与美军不同的是，中…共 并不追求全面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受限于财力，仅有半数部队会实现数字化。
透过数字化实验，38军发现在作战速度、杀伤能力、生存能力三项指针中，进步最显著的是作战速度，也就是说数字化部队有加快战争进程，减少消耗的神奇效果，目前亦循此途径而努力，未来集团军将会缩小为军。
在整体合成战力上，军方希像38军这类重点集团军能足以抗衡美军2个重型师或3个轻型师。以美军标准而言，像第一装甲师、第一骑兵师、第一机步师等属重型师，而像第82空降师，第101空中突击师，第10山地师等属轻型师。目前38军的综合战力达到最高，高于中…共建政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以目前最强的第7装甲师（装备98式战车）来说，除了日本北海道的第7装甲师在战车性能上互有长短外，综合战力在整个远东无出其右。据此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总参谋部的希望并非凭空想象，当然在目前两岸形势下，38军有多少会用于台海，恐怕有更多人关心
第8章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诸种不确定性充满了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
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一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对于和平的传统追求与理想吗？首先来看一些对中国颇有认识的外人对中国的看法。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英国人罗素，就是那个被誉为“世纪的智者”大哲学家罗素。他曾在1920到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又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自己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又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骄傲到什么程度呢？“骄傲到不屑打仗”。罗素先生意下，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经习而成瘾，他说他很少看到心胸这样宽广、对什么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民族。
光是罗素一个人在那里说中国人爱好和平，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不定这是罗素先生给予中国人的廉价恭维呢！再来看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此公所写的《历史中的英雄》，很是有些影响，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专门谈论中国怎么爱好和平，而只是在探讨民主国家需不需要英雄这个问题时，顺手带了一句，“中国的一句谚语告诉我们：‘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谚语中含有的情感适切地道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经验和智慧。如果那些为了英雄的光荣而受害的牺牲者们情愿表达意见的话，他们一定会带着悲叹、哀泣和咒骂来摹拟这句朴实的言语，不仅中国是这样，而是世界到处如此。” ＇1＇胡克的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在与外来的侵略者展开着战争，他信手拈来就举出这么个例证，无疑更有着意味，想来他也是受成见所影响，所以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说出了这句话。＇2＇
其实，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泛滥的那段时间，也不妨有人在谈论着中国的和平主义。当时一位有地位的英国人反驳“黄祸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很有意味的话：“要使一个民族武装起来，除了身强力壮、能适应环境的人以外，也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中国的行政官员和军人都同样缺乏的品质主要是道德品质。。。。。。这个种族整个说来（特别是它的领袖们）缺乏一个战斗的种族所特有的那些道德品质和狂战本能。。。。。。”，“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来说，对于战斗仍抱有本能的厌恶。。。。。。必须经过多年的教育过程，然后中国才能产生出领导人和纪律精神来把中国军队造成为黄祸预言家们所说的可怕大军。”
外人对中国的认识，只能作为一种参照，而不能是现成的结论，否则这就有“东方主义”的嫌疑。但旁观者清，以上提到的这些外国人，都生活在强大国家，并没有讨好中国的必要，他们对中国的人与事的判断，因为或许比起身在事中的人的言说，更有说服力。如果中国内部不明显浸染着一种追求和平的思想氛围，那也不至于有许许多多中国之外的人，都说中国人爱好和平。
二
回到中国自身，事实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
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文献来看，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确实生长着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又讲“道、天、地、将、法”，这部传世兵书闪耀着以“道”驭兵和反对一味好勇斗狠的兵家智慧。孙子的兵家权谋与孔子的儒家道义，现在的研究表明两者在很多方面师出同源。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在内的思想传统，大都重视军事与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唯戎”，但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又认为，直接用兵并不是兵家最高境界。惯于仁恕文质的儒学，与讲求诡诈武力的兵学，在中国历史的一些阶段虽有分离、“各表一支”，但总体来看是合一相通的，贯穿其中的都是求“道”而非纵力的热情，乃至中国的兵学，被人认为存在着一种“柔武”精神。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通常来说，就是文化认同至上的“天下主义”，压倒了注重血统差别的种族主义。
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中国历史也是多面向的。正如英国学者冯客和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分别著述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两书所揭示出来的那样，在传统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流淌着注重种族分际的泉涌。《左传》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中国古代对所谓少数民族的称呼，如“狄”“蛮”“夷”“羌”等，都带有动物的偏旁，对少数种族进行与兽类相比拟的这种丑化，隐藏其中的不外也是种族优劣判断；就是在近代，一代圣贤康有为，还曾公开赞成消灭黑色种族，以利于世界和谐，而梁启超亦如是，他因为认为菲律宾人是黑色野蛮人而对之不屑一顾。在这种文化与种族优越感影响下，古代中国并不能说没有过暴力崇拜与武力征服，否则，光靠抽象的文化怀柔，是很难想象在近二千年里，中国能够开拓出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一直在分分合合中又得以经久保存。
在文化怀柔与武力征服、天下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中国历史的表现，是否与同期的欧洲共享了完全相同的逻辑呢？尽管对于种族、国家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