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直楞楞地问，“如何开始写作呢？”（回答曰：“从写开始。”这就是他的原话，然后拜会就结束了。）魏兹泰里博士出现在我面前，精力充沛和蔼，充满活力，使我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他请我不必拘束，并为自己拉出一把舒适的椅子，专注地倾听，然后开始……。
整整一个多小时，这位和善、仁慈的人阐述了所有他认为于我有益的想法，对此，我感激不尽，他说话非常快，以致我无法作任何记录，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
我如何记住这些令人激动的信息呢？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有点儿晕头转向。魏兹泰里博士察觉到我的困窘，提出补救之法，他让一个僮仆拿来折叠小册子，让我空闲时仔细看看，“我肯定你会写出杰作。”他像个教父一样对我微笑，然后询问我能否在递交杂志社前把文章先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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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并未暗示他就直接询问有关我本人的情况：写作多久？还做过什么？读过什么书，通晓几门语言？一个接一个——tie，tac，toc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正如希伯莱语所说——efese fasim。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最后我只能坦白我的懈怠，就像对牧师忏悔一般，我是一名天主教徒，而非卡尔文·路德教派可怜的教徒。
这是一个多么刚健、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人！当你在街上遇到他，怎么会想到他是一部字典的主编呢？平生第一次有博学者以信心与常识激励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他一人抵得上一个智囊团，不仅仅是智慧的源泉，还像一股充满活力，奔腾、咆哮的洪流。他的每个细胞都如有电一般，热情而令人震撼。
他不仅熟知英语中每一个字（包括那些他所谓的“冷藏”），而且还有酒、马、女人、食品、鸟、树，他知道如何着装，如何谈话，如何轻松自如，甚至清楚要有杯中之物，他全知，全爱，而现在我与他有了某种联系！一个人奋力向前——我几乎可以说，匍伏着——迎接生命，唇上有一首歌的人，谢谢你，魏兹泰里博士，感谢你的活力！
当分手时他对我说——我怎能忘记他的话呢——孩子，我确信，你具备成为作家的所有素质，努力吧！尽你所能，如果需要就来找我。他亲切地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另一只手与我紧握，这是祝福，上帝保佑，阿门！
雪花不再飘落，雨在我内心深处滴落，泪水从我脸上流淌下来——欣喜与感激之泪。我好像终于见到我的亲生父亲一样，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圣灵的含义。别了，魏兹泰里博士，爸爸，再也见不到你了，愿你圣名永存！
雨停了，只淅淅沥沥的——滴在心底——如污水被细沙滤过，整个胸部被这称为H2O的最微小的分子所浸透，它落在唇边，成威的。细小的眼泪远比硕大的珍珠为贵，缓缓流入泪腺主宰区大胸腔中，擦拭眼睛与手掌，脸色完全平和、开朗，喜悦无限。
“又下雪了，康洛伊先生。”
真高兴能用自己的语言。映到你眼中，再成为共同语言，魏兹泰里博士明确告诉我大词典中的四十五万个单词，我必须掌握至少五千，即使掏粪工人也掌握至少五千个单词，只要回到家，坐下来，四下一望，就能证实这一点。门、门把、椅、扶手、木、铁、窗帘、窗、窗台、纽扣、碗……。每一块空间都有上百个有名之物，更不用说修饰它们的形、副、介、动、冠词了。
因此，总数量惊人，而我们又将如何应付更多的新词汇呢？
（你难道不是常用你的母语吗？）
啊！母语，奥克语，成——huic，huic，huic。在希伯莱语中，问候“你好吗？”
有至少10种方法，要依据问候对象的性别、数量等等，而对母牛与山羊，正常人不会问：“你好吗？”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曾令人伤感的地方，布鲁克林，死亡之城，回到本土……（难道你不曾回去？）
啊！我忧郁的布鲁克林和毗邻地带——沼泽，垃圾堆，臭气冲天的沙流、空地、坟墓……我生长的地方。
我非鱼、非禽……。
雨停了，内心涌起厌倦之情，北风呼啸，啊。又下雪了！
那段落，从幽暗中依稀显现，尤里克能像地道的都柏林人那样朗诵这一般……“又下雪了，他恍惚地望着雪花，银白的，无声地飘散在背光处。该出发西行了，是的，报上说得很对，全爱尔兰在降大雪，落到沉寂的中部草原，不倦的山丘的每个角落，轻飘在艾伦河上和更远的西部，落进湛蓝汹涌的香浓海，也落遍山上，孤独的墓地，迈克尔·弗里安睡在那儿，倾斜的十字架与墓碑，小门的尖顶上、野生的荆棘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他听着雪落下来，就像最后的结局终会降临在万物之上，他的心渐渐着了迷……”
在这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反复吟诵如歌的妙语，向着家的方向加快脚步。被大词典中间的宾格与动词、形容词覆盖，我蜷缩着沉沉入睡，卧在亚当与夏娃之间，我被一头头驯鹿所围困。
我呼出的热气被流水冷却，我置身于一团辉煌灿烂的朦胧中，在美丽的奥克语中，我——，我的脖子被……。令我窒息。
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为我同姓的杰拉德·米勒写篇文章，写完后才发现我写了一万五千字，而不是五千字，我压缩掉一半后送到了编辑部。一星期后，我收到了稿费，顺便提一句，那篇文章从未发表。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太棒了。”我的编辑工作也是有名无实，我感到迷惑不解，大概是因为我“太棒了”。
然而，有了二百五十元钱，我们又可以重新一起生活了。我们为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汉科克街挑选了一个带家具的住处，这死亡与垂死之城，比死人还要乏味。这是一条平静、宽阔的街道，一排排相同得难以分辨的木架房屋，一律有高高的台阶、遮阳篷、一小块草地和铁围栏。房租不贵，我们还可以在一个煤气炉上做饭，这个炉子就放在旧式水池旁的壁龛里。房东亨尼克夫人占用一层，其余的房间出租。
亨尼克夫人是一位寡妇，她丈夫是靠酒店生意发迹的。她是荷兰、瑞士、德国、挪威和丹麦的混血。精力充沛、悠闲、好管闲事、好猜疑、贪婪，完全可以作妓院的老鸨。她经常讲些淫猥故事，还像个女学生一样咯咯地傻笑。对房客非常刻薄，不许耍心眼！不许有噪音，不许开啤酒聚会！不许有来访者！要按时付钱，要不就滚蛋！
过了好长时间，这位老古怪才对我这位作家习惯。令她大惑不解的是钥匙竟也发出咔嗒的声音。她从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写得那么快，但她最担心的是害怕一个作家几个星期后会忘记付房租。为了解除她的担忧，我们决定预付几个星期的房租，仅仅这么一点儿举动，就能巩固地位，真是不可思议！
她时常登门，提出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打扰我。或倚在门口，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追问个不停。很显然，这使她感到好奇：一个人竟能整天坐在机器前不停地写、写、写？我在写些什么呢？小说？怎样的小说？以后我能让她看吗？我能这样，我能那样吗？这女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有规律地来访，正像她所说的，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些素材。她在汉堡、德累斯顿、布来梅、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生活片断，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对她来说却是大胆的、令人震惊的，以致她压低嗓门，轻声细语，如果我真的采用，一定得换地名，当然她的名字也得换，我引她继续讲一阵子。同时很高兴地得到她的一点儿馈赠——奶酪、蛋糕、香肠、一块吃剩的炖肉和一小包花生米。我花言巧语让她为我们做肉桂蛋糕，带糖粉、奶油细末的咖啡蛋糕、苹果蛋糕——都是公认的德国风味，她准备去做任何事，只要将来她能够有幸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的文章。
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的小说是否真能发表。很明显，她已经阅读了所有她能找到的近期杂志，但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我耐心地给她解释，有时需要等好几个月，一篇小说才会被采用，要再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稿酬，我立即补充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费就是靠去年卖掉自己几篇小说的收入——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干脆地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和我一起吃，我有时觉得挺寂寞的。”然后她长叹一声：“当作家真没意思，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不管她是否起疑，我们总是像饿狼一样，无论赚到多少钱，也总是像雪一般融化了。我们总是四处奔走，拜访那些可以留我们吃饭的老朋友，向他们借车费，或劝说他们带我们去看演出。晚上，我们匆匆在床上划一条……线。
亨尼克夫人总是吃得过饱，而她能觉出我们总是饥肠辘辘，她不断反复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就餐——“要是你们饿了。”她从不说：“干吗不和我共进晚餐呢？我特意给你们做了很香的兔子肉。”不，她幸灾乐祸地企图让我们承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从不承认，因为让步就意味着我必须写亨尼克夫人要求的那种小说。
此外，即使一个雇佣作家也应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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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总是按时借钱交房租。有时，克伦斯基博士前来解围，还有柯里，当我们彻底绝望时，就乘车去我父母家里——要去整整一个小时——呆到我们填饱肚子。莫娜总是饭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竭尽全力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暗暗祈祷在最后一声亨利之前，莫娜不会再睡着。
这种饭后闲谈令人苦不堪言，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拼命谈论所有的一切，然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父亲或母亲总会问——“你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而我就会羞红着脸撒谎道：“当然，最近我又发表了两篇。”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