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贺，我们把小屋好好地整理一番，把所有的书本全部塞到箱子里。买来大束鲜花与彩灯装饰简陋的小屋，然后定购一个硕大无比的蛋糕还有好多瓶啤酒。那一夜，我们把酒言欢、放浪不羁，我唱了生平所有会唱的歌；蓝湄大跳艳舞，妖魅得像一朵愤怒的罂粟花妖；而张红，则一直低头写写画画，我们头一次发现，张红竟然具有非凡的素描天分。她三笔两笔便勾勒出故乡的山山水水——美丽而麻木的女人，低矮歪斜的草棚，还有，一口口的老井……
她告诉我们，故乡的人们很傻，为了灌溉在田间到处打井。但是他们经常半途而废，没打多久见不出水便放弃，然后再打新洞。所以，他们的田间到处都是陷阱，浅的成了男女野合的天然洞房，深的便成了埋人的墓｜穴，饿疯的野狗有时会把正在野合的男女当作死尸给吃掉……
那一夜，我们又哭又叫又笑到天亮。“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正好三个，我们的戏轰轰烈烈、肝肠寸断。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那样放飞过自己。
第二天，我们把小屋打扫一番，与房主结清房租，然后，紧紧相拥，互道珍重。
蓝湄去了三里屯附近的一幢公寓，我和张红则合租了人大西门附近的一间半地下室。每个月六百元，不见阳光。
蔚秀园的故事便这样结束了。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后，我和张红都囊中羞涩了。我不好意思再伸手向父母要，而张红也正好打算打零工挣些生活费。于是我们便结伴在人大附近转悠。
大街小巷招小工的倒是挺多。可我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满脑子考研题目外，就是浑身上下的清高孤傲。我们不愿做洗头工、按摩工；不愿接触馆子的油腻肮脏；不愿侍候行将就木的老人；不愿为不可救药的孩子在盲目的家长面前许下种种谎言……
我们什么也不愿意做，不屑于做，唯愿把自己锁在不见天日的斗室里，憧憬着“丑小鸭变天鹅”。终于，我发现，我们其实并非坚强，并非胸怀大志，而是“逃避”。
还算运气，我们误打误撞进了这家西餐厅。
在人大西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浓荫蔽日，上了年纪的老榆树洒了满满一地的榆钱。餐厅的名字叫“MISS SOMEBODY”，我看了不知所云，不知该如何解释。张红说应该译为“想念某个人”，我说应该是“错过某个人”。她说，想念的一般便是错过的，我则争辩只有错过才可能想念，否则，便会厌倦。
正在争吵着呢，餐厅里打出广告：招女侍应生两名，五官端正，大专以上学历。
我们相视一笑，天助我们也！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这家西餐厅。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工作了，环境幽雅、薪水不菲、工作轻松，下班时还可以带点儿卖剩下的小点心回家。在种种好处前提下，老板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戴眼镜。
“为什么要戴眼镜？”
“没看过我招的是‘大专以上学历’吗？”
“对啊。”
“我就是想招一些书卷气重的侍应来提高我们店的格调。”
呵呵，倒也坦诚。张红本来就是厚厚重重的四眼，至于我，随便买了个平光镜架在鼻梁上。
西餐厅需要外国名字，我随口叫了QQ，而张红想了好久，慢慢地吐出一个单词：JANE。
餐厅老板还算仁慈，给我们的月薪是六百大洋，工作则是端茶递水。知道我们考研的特殊情况，他再也不让领班排我们的夜班。或许，他自己也认为，如果从他这里考出两个北大研究生，他的店真的可以打出“卧虎藏龙”的广告了。
我们每天六点钟起床，简单洗漱后便开始温习考研功课。九点半左右，我们步行去餐厅上班。西餐厅十一点开门，但我们必须在十点前赶到，在一个小时内把桌椅擦拭得光可鉴人。餐厅生意不好不坏，赢利不足，果腹有余，所以员工的热情也不温不火，似乎可以这样天长地久下去。
下午六点钟下白班。一下班，张红便飞奔回去，去和分别数小时的书本亲密接触。我不喜欢太早回去，总是带着书本躲在冷清的角落里发呆。餐厅有极棒的音响，有时放美式乡村音乐，有时放爵士乐，有时是爱尔兰风笛。有一次，音响师不知从哪里搞来张德克萨斯州一位女歌手NORAH JONES 的CD，这位骨感强烈、眼神淡泊的女人有着奇怪的嗓音，吵哑、缓慢但穿透灵魂。
有几位简单而亲密的同事，等精明的领班下班回家后，便偷偷地往我桌上摆各种小食。有PIZZA、黑森林、水果沙拉等他们自认为“快变质”的食品。DANIEL动不动便给我煮来各式咖啡，他是我们餐厅的咖啡师，自诩能煮出全北京最香醇的卡布其诺。在他孜孜不倦的教诲下，我品出了咖啡味道，明白了咖啡物语，辨别出了不同咖啡豆的品质，终于，也如同初恋似的，堕入咖啡的情网中，不能自拔。
这份同事的友情，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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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多地发愣。虽然经常面对书本，但思绪总是轻舞飞扬。人们常说，比海大的是天，比天大的是人心。的确是这样的，我的心经常穿越层层时空，邂逅各式各样的精彩。
很小的时候，我便眉飞色舞地告诉妈妈自己梦的颜色，但妈妈总说我骗她。因为梦是没有颜色的，就像黑白照片一样。
我真的没有骗她，我的梦里不仅有七种主色，还有数不尽的辅色。甚至有的颜色我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种种迹象证明，我是个爱做梦的女孩，活在童话一般的梦境中。
有时，梦做多了，我便拿起笔来描绘。以前，我描绘的是真正的梦，孩子的梦，如今，我描绘白日梦，成｜人的梦。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的英语笔记本竟然变成了日记本，开始只是一句两句心得，慢慢地成了长篇大论，如今，应该说是如“滔滔江河，奔流不息”。
我开始依赖文字，文字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满足。当我一泻千里、洋洋洒洒地在文字中倾诉自己的悲欢时，文字回报给我的是一种倾吐过后的顿悟。它印下我的故事、我的每一天，让我生活得明明白白。
佛曰：“以前是吃饭，现在是明明白白地吃饭。”
我喜欢明白，明明白白地面对日出日落、春花秋月。于是，我越来越多地写字，告诉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惊喜的童年、忧郁的少年、寂寞的成年，还有自己夭折的爱情、未果的梦想以及不定的将来。
渐渐，我笑得明白，哭得也明白起来。我不再混沌迷茫，大脑渐趋平静祥和。
张红还在痴迷于考研，而我则渐生疑窦。
我想起一年前父亲曾问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考研？”
我答曰：“为了‘改变’。”
“改变成什么样子？”
我哑然。
父亲又问：“考研能把你的生活改变成你希望的模样吗？”
我又一次哑然。
“你为什么要考研？”我问张红。
“为了幸福。”
“什么是幸福？”
“有钱，不用站在商场里脸红心跳；有房，不用像只老鼠四处流窜；有车，不用在肮脏的公共汽车上忍受有意无意的性骚扰；有事业，不用低眉顺目地听白痴上司的训斥；有爱情，不用在浪漫的情人节里啃方便面；有闲，不用为去马尔代夫晒太阳、去爱琴海航海而像海绵一样挤时间……”
“打住、打住、打住！”我连连做出STOP的手势，惊叹道，“张红，你这幸福也要得太多了吧！”
“对呀，所以我要考研啊！”
“考研能把这些幸福全部带给你吗？”
“考研是我手中的鸡蛋。有了它便可能有小鸡，有了小鸡，便可能有绵羊，有了绵羊，便有可能有牛……”她说着，做梦一样笑了，“总之，一切幸福皆有可能。”
“呵呵，你的幸福原来是从一只鸡蛋开始的。”我啼笑皆非。死命地把老太太失手打破蛋的故事咽下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她斗志昂扬，接着反问，“你的幸福是什么？”
“嗯，吃饱、穿暖、睡好……”
“不会这么俗吧！”她不相信地打断。
我想了又想，笑着说：“我前些天在庙里看到一句话——‘俯仰自得，问心无愧’，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
“算了吧，乞丐都能做到这点！”
（）
“是啊，所以我觉得有的乞丐很幸福。”
“那你干吗考研？”
“是啊，我干吗考研？”我又迷惑了。
幸福的定义各不相同。对我来说，写字的过程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满足、喜悦、平静、憧憬。如果，这便是我的“幸福”，那么，我还要“考研”干什么？
我喜欢浅浅的紫。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那角上的一抹紫。
有人说，紫色是一个脆弱的色彩，轻轻一碰，便会滚落泪珠子。所以，羞涩的少女总会用紫色的笔记本，带锁的那种，密密麻麻地写满心事，锁上后，塞到抽屉最深处。
我早已不是羞涩少女，一个把子宫都弄丢了的女人，应当与“羞涩”无关。但这一点儿并不妨碍我喜欢紫色。
我的笔记本是清一色的紫。十八开，帆布皮，洁白的纸页，掀起来有碎玻璃的清脆声。紫色的封皮上撒满朦胧的玫瑰、朦胧的野草，有的，干脆空白。
这样的笔记本是很昂贵的。张红总说我暴殄天物，但我不在乎。我把它们当作知音，情愿用最好的东西来包装它们，也是包装自己的心。
就是这样的本子，成就了我和一同的缘分。
不知道那是春天的哪个月份了，只记得柳絮轻佻地在空中漫卷，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下午三四点钟，西餐厅里空荡荡的，唯有音乐像泉水一样流淌着，侍应生们都昏昏欲睡。
我和张红没有打瞌睡，她坐在一个角落复习功课，我坐在另一角落写东西。当时，我一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