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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很乖地答应着，然后把眼睛闭上，开始蕴酿情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到一声怒吼：“你怎么睡着了？！还打呼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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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点点介绍我认识的刘索拉，索拉介绍我认识的宁瀛，我们三个人第一次聚会到半夜一点多，第二次到凌晨4点，大概不到第五次就决定要作一个Bitch
Production，所有的事情我们三个bitch包了。
我本来以为就是这么一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情，出点子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一旦到了执行的时候大家都打退堂鼓，太麻烦了。所以我参与的这种讨论大部分就都停留在想法阶段。我没有想到宁瀛是这么认真的人，做事特别麻利，在我们瞎胡闹到天亮以后没多长时间，她的故事梗概、拍摄计划、场地、人员就都搞定了。宁瀛作决定的速度和信心是我非常佩服的。我是那种优柔寡断，三分钟一个主意的人，大部分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宁瀛完全相反，我介绍她用我妈妈家作场地，她去看了一回就说史家胡同51号如果不拍电影就糟蹋了，然后就拍板定了。我和妈妈都被弄得措手不及，剧组是个有强大破坏能力的团体，我一不留神带回家了。
索拉的风格和宁瀛完全不一样，她没有任何计划、秩序，只有用不完的、上好的灵感。我没有见过任何艺术家比她的感觉更加到位，其数量、质量和速度都是惊人的。看她发挥的时候，我有被一架B…52轰炸的感觉，灵感劈头盖脸就过来了，让你无法躲藏她的智慧。我向来认为我是个聪明人，别人说什么我都接得上茬，只是到索拉这儿我有点紧张，她太快了。不管在生活还是艺术上，索拉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她把自己的艺术灵感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朋友的项目全部奉献出来。我参加过一些策划会或者类似的艺术家聚会，大部分人都是有保留地参加，他们都很在乎自己的灵感，怕别人偷自己的创意，特别是朋友。索拉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对于她来讲，这不是奉献，这就是她的生活。
拍摄的准备工作似乎很顺利，而最后碰到的难题是演员自己。宁瀛的理念我能够理解，她认为40多岁中国女人的经历是这个世界找不到的，因为她们在前半生感受了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变迁，电影的故事梗概不过是个骨头架子，而其血肉是我们四个人的经历。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是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是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是角色，两者如何吻合，这种技巧对于专业和非专业都是挑战，不管谁都会有心理障碍。我们的一些伤感和困惑正是我们想隐瞒和忘却的，在摄像机前面演自己和脱光了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暴露的是躯体，另一个是灵魂。
拍电影不好玩儿
“你头再抬一点。”导演说。
“这样吗？”拉拉毫无感觉地摆了一个姿势。
“不行！你给你自己脸上找点光！”
拉拉随便晃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脑袋又往影子里面钻了两寸，然后嘻皮笑脸地看着导演说：“是这儿吗？”
导演几乎绝望地离开监视荧屏，深呼吸、咳嗽、叹气、想办法、用意大利文骂娘。
拉拉一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着急，调皮地小声问：“她怎么了？我做错啦？她干吗不拍了？”
导演忽然转身，冲着拉拉说：“你说，你觉得你想摆什么样的姿势？”
“这样好看吗？”拉拉懒洋洋地作了个幽灵般的动作，然后说：“我觉得我就应该是这个状态的。”
导演看了看她，看了看摄像机，又看了看她：“那行，你就在这儿。”然后对剧组人员说：“换机位，调灯光。”马上，屋子里的人都动起来，导演也去帮忙调光。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小声聊天，不知道谁又说了个笑话，拉拉笑得前仰后歪，正在这时候，导演回来了，机位刚挪好，灯光刚调完，拉拉却在大摇大摆地笑着。
“我X你大爷的，索拉刘，你他妈怎么又动了！！！”
拍电影是工作，真的不好玩。宁瀛来回地告诉我们，电影就是把生活解构了，变成技术上可以处理的镜头。我也发现演电影和话剧是两码事，电影就是无数次的排练，对演员来讲话剧最终总有两个钟头是完全属于演员的，而电影是属于导演的。由此推测，演床上戏可能是最痛苦的工作，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享受。
电影拒完之后我们三个人几乎有意识地三个多星期不来往，我们需要缓一下，特别是宁瀛和索拉之间。她们俩从互相欣赏到互相折腾、争持，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友情。不见面是非常明智的。我自己是最怕这种友情被破坏了，和朋友合作不成功的阴影永远让我难受。她们两个是我认识最杰出的两个女艺术家，我和她们在一起高兴，我怕以后就没以前那么好玩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朋友给我开了一个惊喜派对，我看见索拉和宁瀛又像原来一样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这就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刘索拉说洪晃（一）
刚到美国时我曾听说过洪晃，但是一直不认识。在一个杂志上见到她的照片，笑得特开心，过得挺得意，是党培养的红色留美学生。对于我这种自认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落户来说，一看到她那得意模样我就翻页，内容不要读。后来回国后通过点点才见到洪晃，一见面，被她的大笑大骂声吸引：笑骂中缠着自嘲和嘲讽，中、英、法文齐上的独角戏表演，笑起来眼睛和嘴巴都齐向脸部中央的那个大鼻头聚去，难怪她在任何照片上都止不住不笑。北京胡同里的粗话她能连串地往外喷，正喷着一个北京大妞的爱情故事，突然主人公用伦敦英文说起话来，故事一下就转出去半个地球，登时显得矜持保守，还带了些英国的冷幽默；正听得出神，她又换成了法文，马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狐媚子。一个故事她能讲出几国的花儿来。怎能不使听者动情。她怎么没去演喜剧？！幕布拉开，台中央放一把椅子，让她就坐在椅子上，大说特说，台下的观众全能被吸引住，比那些毫无语言游戏的庸俗喜剧好看得多。我马上开始煽动她去演喜剧，说一部有文化的喜剧是提高观众文明教养的教科书！后来我见到宁瀛，又开始煽动她，鼓吹洪晃表演才能，乃致宁瀛举机，这是后话。我甚至于曾希望能煽动出一个电视频道来由洪晃主持。能陶醉于女人的才能中，赛观花赏月。聪明的女人真正是世间的尤物！
洪晃喜欢拿她的私生活当笑料。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忙着处理两个关系的交叉，不可开交，但并不隐讳，每次见到朋友，都笑着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不轨无德之人。我周围的朋友各色都有，对爱情关系的处理也各有千秋。人们习惯了面对隐晦，而不习惯于迎面的坦诚。对于洪晃的开诚布公，很多人都需要至少一秒钟的愣神儿，然后或称道或谴责或沉默或羡慕。她其实是一个喜欢挑战和挑逗的人，所以在她的杂志里常会有一些挑战和挑逗性的文章或照片。但那些杂志毕竟要顺从市场，所以她的“二挑”才能不能完全发挥在工作里。我记得有一次她把她的那种挑逗性放在一些时装和化装照片里，马上被杂志社的编辑们给否决了。现在市场还是喜欢无挑战式的挑逗，或无挑逗的挑战，二者不能共存。洪晃只好把她那种“二挑”兼备的才能肆无忌惮发挥到私生活里去。经商和演奏古典音乐倒有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要在一个集体中担任小螺丝钉，与集体一起转动，否则乐曲就散架。这使古典音乐家处理私生活和摇滚音乐家很不一样。音乐会下面的古典音乐家常更不拘小节和反叛，更喜欢放浪不羁，主要是因为在台上没得发挥够，顾忌太多，又要看谱子又要看指挥，还不能越位。而摇滚音乐家在台上狂轰滥炸，下了台后筋疲力尽，私生活倒简单朴素，一个老婆两个孩儿，图个安稳。洪晃的过剩精力似乎不能只在商业场中发挥完，她需要刺激性的浪漫生活来使她睡觉安稳。
我们只有过一次工作合作，就是为卡迪亚举办情人节演唱会。为了使这个音乐会合乎一般情人们的胃口，洪晃和我每天在曼哈顿与北京之间沟通。我的音乐大多数都不够通俗，现在的音乐更是弯弯绕儿。我们决定把我以前的那些老歌拿出来唱。为了转录那些老磁带来听，我把两个磁带录放机都搞坏了，可见那些磁带已经老得长牙了。我回到北京前，洪晃已经基本把前期的工作都做完了。我到了北京就开始排练，洪晃来“审查”节目，每听一首就在旁边作揖，说千万口下留情，别太复杂。我只要一张嘴要加花变奏，她就作揖。她生怕观众听不懂我的音乐，卡迪亚那边也给了她压力，怕我是个没人缘儿的怪物。可怜的洪晃夹在我和卡迪亚的中间，希望大家都高兴。我必须说，在组织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她显示出一个出色的演出制作人的本能，有专业代理人那种精确和敬业精神。据说在演出前的一天，她还和主办者抗争了一夜，才争得我的舞台不被广告遮盖住。除了敬业，我想这还有哥们儿义气在里面，否则她不值得这么为我争执。到了关键时刻，她的北京胡同大院的大妞作风就占了主位，白在美国学了这么多年功利主义。临了，我终于上台，发现台后墙壁的铁板把声音反弹回来，音响师因此不能调高麦克风，台上的乐手们全都听不见互相的演奏，我必须在台上来回走动才能听见他们都在干什么。音乐会后记者朋友们来向我祝贺，天生的悲观性格使我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抱怨音响，说他妈的这种音响真是要了我的命！过了很久以后，和洪晃聊天，她开玩笑地说曾为了我说的那句话大哭了一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话。我知道我出口伤人，但不知道她那么“痞”的人也会被我伤害！
其实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