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九个孩子，却从来没有坐过月子，在养育九个孩子的近二十年里，她从来没吃饱过，更没有好好上桌吃过一餐饭。
老哥说他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经常看到老妈用冷水和着剩饭，坐在一堆没完成的农活前，佝偻着背往嘴里猛扒，看样子是饿极了，才想到要吃点晚饭填肚子。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鼻子会发酸，眼睛会湿。同样作为女人，她们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在那样一个赤贫的年代，要养育那么多儿女，是非常艰难的事。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儿女们大了，可以接老人家来大城市享点清福的时候，他们又不习惯都市里的生活。我常常很感慨地对他们说：“你们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自己没享到什么福，福都让我享了。”
这10多年来，每次我给婆婆钱的时候，她总是推脱着说：“哎，你们结婚我们都没给过一分钱，你还每次给我那么多钱，钱都被我用光了。”
我总是大笑着说：“我们还有很多钱呢，我们在深圳工作一个月，你要辛苦好几年才赚得出来，刨土豆要刨几座山，我们的钱给你们用是最划算的。”
有时，她攥着我给的那把钱，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说：“你们俩可怜呢，在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帮你们，人生地不熟的，吃了很多苦吧，所以总是这么瘦。”——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认为我瘦，一个是我婆婆，一个是我妈。
我每次听婆婆说着这话，环顾着他们那几间土砖砌成的房子，和房子里十多年没变过的摆设，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们给她再多钱她都舍不得用，也说服不了两个老人家离开他们的田地和自己养的鸡，我们在这里享受都市里的繁华，他们在清贫的山区为我们担着心，积攒着土鸡土蛋，随时准备着给哪个孩子。
爸妈差点让我们破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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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我和婆婆没有很多时间在一块相处，但母女之间的那份彼此怜惜，却经常能感觉得到。老哥对此无比欣慰。
事实上，当我对婆婆好的时候，老哥的感觉比我对他自己好，更开心、更感激。如果说女人对公婆好需要原因的话，这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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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1）
我和老哥师从同一个导师，郭锐教授，他视我们亲如己出。郭老师的大女儿叫郭少宁，我们叫她少宁姐姐。她常被我们尊称为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很早就打破铁饭碗，来到深圳闯天下。
1997年，郭老师也来了深圳，到少宁姐姐家过暑假，我们第一时间去看他。在考虑买什么礼物去看郭老师时，我和老哥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荔枝！”
那时侯，我们在内地吃不到新鲜荔枝，只能偶尔吃到褐黄｜色的荔枝干。对新鲜荔枝的向往，却因为背唐宋诗词，早已有之。
我和老哥一到深圳就买来荔枝吃，当时根本不知道吃荔枝会上火，更不知道在吃完荔枝后要喝点盐水，只觉得好吃。我边吃边说：“怪不得人家贵为皇妃都爱吃。”那晶莹剔透的果肉，一口咬下去，满嘴甜汁，就算吐出来的核，都亮晶晶的，格外可爱。我们一口气吃了五斤，感觉真是过瘾。不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荔枝的价格还是有点贵，要好几块钱一斤，我们吃了一次就没敢再买了。
既然是我们的导师来了，再贵都得买来去看他老人家。
我们拎着一大塑料袋荔枝去看郭老师，荔枝红彤彤的，外表虽然疙疙瘩瘩，但里面白白的果肉太有诱惑力了，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老哥看我馋成那样，笑着从袋子里揪了一颗下来，说：“吃吧，一颗看不出来。”我急忙吃了，接着也学着他的样，从袋子里揪一颗下来，递给他：“吃吧，一颗看不出来。”他也大笑着吃了，吃完后还咋咋嘴。
我们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边偷笑边揪着，边吃边扮着鬼脸，时不时调整一下袋子里的荔枝，把被揪掉的蒂埋在下面，掩盖着“犯罪现场”。各揪了好几颗以后，快到了少宁姐姐家了。我一看到她家那栋楼，失望地说：“今天怎么这么快呢。”老哥看到路旁浓密的灌木，突然灵机一动，说：“妹，我们干脆藏一扎到这树里面吧，反正少一扎，看不出来。”我听了大笑，觉得老哥真是聪明绝顶。
后来我们选了一根电线杆做参照物，我望风，老哥藏荔枝，他偷偷猫着腰藏完后，大叫一声：“快跑呀，快去快回。”我说：“不用，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
到了少宁姐姐家，我们跟郭老师聊了一会后，我对郭老师说：“吃荔枝吧。”郭老师似乎对国家时政的兴趣远远胜过好吃的荔枝，他没接话，继续针砭时弊。我本来盘算着，如果他吃，自然也会叫我们吃，那不是大赚了？
等郭老师和老哥聊了一会，我还不死心，又说：“郭老师，吃荔枝吧，我们今天给你买的荔枝很新鲜的。”老哥听出我语气里的着急，突然会意，站起身直接去拿我们放在地上的荔枝。这时少宁姐姐说：“荔枝冻一下更好吃，把这些放冰箱吧，我把冰箱里冻的拿出来吃。”我和老哥大喜过望，抿着嘴相视一笑。
冰过的荔枝好吃多了！冰冰的、甜甜的，肉多汁足，一吃到嘴里就变成一个“爽”字！我和老哥贪婪地吃着，谁也不说话。突然又觉得这样吃太不妥了，互相示意着，僵着手指放下荔枝。
那种感觉是痛苦的，明明可以很爽，又不得不顾及着该死的礼节，克制着自己；明明可爱的荔枝就放在眼前，却只能偷偷地咽着口水。我们痛苦地坐了一会之后，几乎同时提议“走”。
我和老哥都记挂着那一扎藏在树丛里的荔枝，虽然没有冰过，但吃起来可以无所顾及。我们快速地走向那根电线杆。
“荔枝不见了！”我大叫一声。老哥赶紧跑过来，细细地拨开灌木搜了两遍：“真的没看到！”我们突然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瞬间耷拉下来。我气得要死，有一种小偷好不容易偷来的东西，却被别的小偷轻而易举盗走的感觉。
老哥犹疑地想了一想，突然一抬头，看着电线杆，大笑：“妹，你搞错一根电线杆啦，我看了的，不是这一根！”。他快步跑向最近的那一根电线，一弯腰就拎出了荔枝！
我们立即坐在草地上吃起来，那种失而复得的开心、那种狂吃的快感，都让我想就势在草地上打几个滚。老哥吃完后，假扮苏东坡，捋着那不存在的长须，无比满足地点着头说：“不妨长做岭南人啊，夫人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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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2）
几年以后，我们经常把荔枝一箱一箱搬回家，单位发、朋友送、自己去果场摘，每年都多得吃不完，有的珍稀荔枝还要几十块钱一斤。我们常常吃几颗之后，就不想再吃了。
老哥这时就会说：“藏一扎到树丛里去吧。”
真感谢那时候那么穷，让我们的人生有着不同状态下的享受，真骄傲我们穷得那么有智慧，无论多穷，都有办法宠爱自己，宠爱自己的爱人。
“笨蛋，别再拉被子了”（1）
有一个日子曾经让全世界人民兴奋了好几个月——千禧年元旦。千禧年的概念原本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但后来从宗教涵义扩展成为全人类的庆典活动，原本隐含的末世意味也被跨世纪的喜悦所取代。
尽管路透社一再报道说，有三万名黑客已锁定2000年前后利用电脑病毒作怪，很多企业正为Ｙ２Ｋ千禧虫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虫子留给专业人士去处理，千年等一回的开心理由，不能放过。
谢雨欣的千禧年贺岁曲老早就传唱开了：“千禧的浪漫，终于盼到，我真幸运。两千年，你好吗？都辛苦了，我给大家拜年了，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
媒体连篇累牍地推出有关千禧年话题的系列报道，有的报纸还别出心裁地开辟“千禧年把爱说出口”专栏。各类千禧年音乐会、千禧年庆典活动的资讯漫天飞舞，拼命激活着人们的神经。
商家拼了老命来抓这千年一遇的商机，各种千禧年纪念品、千禧年优惠、千禧年旅行线路铺天盖地而来，疯子才能保证不遭受他们的“厚爱”。
到了12月中旬，几乎人人见了面都问：“怎么过？”、“怎么迎接千禧年？”
“我们怎么过？”老哥也忍不住了。“笨笨和孟子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啊？那你赶紧策划呀。”
笨笨是我读大学以来的死党，我俩一起干过的坏事可以写一本30万字的全集，那些只有我俩才创造得出的开心故事，简直要用箩筐来装。那时候她装模作样地帮我考察老哥，不知道蹭掉我们多少饭，做了多少回可恶的电灯泡！
不过这也使得老哥和她的关系简直就像我和她一样，我们称呼她要么是“笨蛋”，要么是“土人”，比较正式点时，就叫她的小名“笨笨”，因为小时候小名叫得好，长大后这家伙聪明得一塌糊涂。研究生毕业后，她在广州工作。
孟子是笨笨的老公，超级可爱，可以信口列举的优点有N条。基于笨笨和老哥的热乎劲，我们俩常常拼命地互道倾慕，以达到交叉平衡的效果。
“早就策划好了，我们去深圳东部，迎接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
那时候我去过的深圳最东头是溪冲，那里有个工人度假村，我曾去住过。笨笨宣布他们要来的当天我就订好了房。
12月31日，所有的人心里都开始倒计时，所有有大钟的广场都准备好了在那历史性的时刻，万人齐喊“五、四、三、二、一”。我们一边准备着此行的用品，一边急切地等着笨笨他们从广州过来。
这两个死家伙直到下午四点才来，我们在火车站一接到他们就直往东部冲。当时老哥才刚学会开车，跟朋友借了辆已经用了十年的小型货车——皮卡，跌跌撞撞地前行。这辆濒临报废的小皮卡是手波，一停到红灯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