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是梁士诒为安慰袁世凯而言，其所言皆为事实，当年《纽约时报》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而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随后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这一切直到十五年前，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其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在他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现代生产体系的形成。其又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可以说是他日中国实施宪政之先声。
而后来，在入枢后，袁世凯又想把地方宪政运动升级为中央立宪，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而这正是导致其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的诱因之一，若没有袁世凯十余年如一日推动新政，即便是以李致远之能，其又岂能成今日之就？
“这么多年，事，是办了不了，但是大都费力不讨好，有很多人在骂我。”
话及此，袁世凯非常难得的的神情又显得沮丧起来。看着老幕主先是沮丧，随后却又是面无表情，如一段朽木似的呆痴之态，梁士诒却是为刚才这番直言后悔起来。
“大总统……”
“没什么！”
打起jing神说，袁世凯却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时人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笑我、量我，只显时人眼光之短浅，我袁项城，上不负国家，下不负黎民！”
一番自语之后，袁世凯那张病态的脸上却是浮现些许jing神来，似乎这时他又回复了那个不为外界所动的袁项城来。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梁士诒勉强安慰道。
他的话给袁世凯以鼓励，原本有些抑郁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他看着梁士诒说道。
“时人不解我项城之心，他日世人必解项城之意。”
说到这，袁世凯却掰着指头说道。
“不过时人之中懂我之人，也就只有一个李致远啊……”
提到曾与李致远多次商谈国事之景，袁世凯脸上现出难得的一丝笑容，无论府院如何暗潮涌动，他李致远都是体会自己苦心的，虽说，他从未像梁士诒说的这么真白，可袁世凯却知道，李致远能看出来，他今日所做正像是当年自己接过中堂之手，以新政继以洋务一般。
“到底，还有一个人懂我之心啊！”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
第188章 两人之未来之夜50第1
“嘟……”
咣铛、咣铛，伴着一声汽笛的拉响，一辆只有十四节车厢的列车驶离了的西直门站台，与常见的列车不同的是，这辆列车的机车头并没有煤烟喷吐的模样，只是在车顶处喷出些许燃烟，这是一辆内燃机车，是连云机车公司最新式的产品，不过目前并没有在国内普及。（无弹窗阅读）
不过在京城，很多人都知道这辆“不烧煤”的机车是属于国务院的，准确的来说是总理的专车，这是总理遇袭后国务院采购的专列，表面上看来，这列火车除去较为先进的大功率内燃机车之外，和普通的列车似乎没什么两样，可实际，这却是一辆装甲列车，除去内燃机车经过专门改装之外，每一节车厢都经过专门改进，以保障乘客的安全。
除去按照装甲列车的标准，在每一节车厢内部都加装15…25毫米厚度不等的装甲钢板之外，甚至在车厢的底部，还采用了抗爆设计，经过经心设计，并进行了一系列爆炸试验方才得出的“V”型抗爆车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车厢内乘客的安全，即便是150公斤炸药于车厢下方爆炸，依靠泄爆设计和车厢底部的抗爆、设计，车厢内的乘客至多不过是受伤，而且不见得是重伤。
即便是那看起来很普通的车窗，亦是采用厚达10厘米的防弹玻璃，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窗后还可以升起装甲钢板，再加上每节车厢均采用分置式的过滤式空调，使得车厢处于封闭状态，即便是遭遇毒气攻击，依靠过空调过滤，亦可使车厢内的乘客免受毒气侵害，可以说，在设计这列专用列车时，设计人员考虑了几乎每一种可能。从而最大限度的保障车厢乘客的安全。
同时，这列火车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设计，虽说众所周知，有两节车厢专门搭乘总理车队的用车。可还有一节车厢内却还装着三辆战车，如果在铁路上遭遇袭击，铁路被破坏的话，依靠随车特工再配合那三辆装甲战车，即便是一个步兵团，甚至一个步兵师，亦很难攻下这列装甲列车。对于这一切，外界自然无从得知。
不过，对于列车的乘客来说，他们却可以享受到这个时代最为安全的铁路交通。在车外两旁的花草树木建筑开始缓缓后退的时候，在一间装饰显得有些豪华的车厢内，一个蓄须的年青人望着车厢外的京城，眉头不时紧皱着，他站在那。一言不发的看着车外。
“去天津！”
想着自己此行的使命，李子诚的心下渭然一声长叹。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天津？原本的，代袁世凯去天津虽说是在日程安排之中。可现在却是袁世凯突然下令让自己去天津，这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呢？
特勤局那边并没有什么情报，但是虽说没有什么新的情报，众所周知的是，现在袁世凯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的病情是否进一步恶化了？他把自己支出京城是为了什么？
为了政变？
或许，曾经担心过在为远征军送行的时候，袁家父子一个在京、一个在津，当儿子的于远征军把自己扣留，然后当爹的在京城发动政变。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或许现在袁世凯的病情不容乐观，可出于对他的了解，李子诚却深知，却是这种情况，他越不会这么做。
相比于很多历史人物。袁世凯或许是被误解最多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其人，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
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物，对于衰弱已极的老大中国，他看到了重建权威的必然方向，却没有利用诸如“训政”、“专政”之名新招牌的觉悟，把自己的路走绝了。如果他没有称帝、如果他能够更具政治智慧、如果他能看清当时的局势，甚至如果他能多活十年……
很不幸，历史没有如果。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他在同盟会诸公的描绘下成了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人们眼中成了签订“二十一条”谋求称帝的卖国贼，在随后的百年之中的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著作中成了出卖谭嗣同的小丑。尽管很多人说：“这些可以有！”，但事实上，任何稍了解历史的人都只能遗憾地说：“这些真没有！”。
而到了这个时代，即便是作为政敌，李子诚也不能不承认，在很多时候，袁世凯所行所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如果他当真是那种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他又岂会支持自己？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他费十年之功于中国苦心打下的基础，恐怕自己也不可能在短短数年成就这一切，现在人们只看到“李国务的成就”，可有几人体谅袁氏的苦心，在心下感叹之余，李子诚的脑海中却又浮现出另一件事来。
在临出行之前，内务部保安总局和特勤局的双重报告中提到的，在过去两个月间，革命党通过抢劫银行、钱庄筹集经费，准备在南方某省起事的报告，李子诚的脸色还是随之一忧。
相比于袁世凯，或许，革命党才是“生死之敌”，与袁世凯之间的政争，还都控制在“彼此容忍”的范围内，袁世凯是一个沉迷于“权谋”之中的政敌，“权谋”也好“政谋”亦可，那都是在政治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可与袁氏不同的是革命党却是一群彻头彻尾的暴徒。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从来不假，或许，过去对于很多革命党人，李子诚心怀崇拜之情，但是现在，经过“民二叛乱”时差点没有抄了家的惨痛经历、“胶澳事变”时革命党人与外敌勾结的教训、以及革命党人对自己的刺杀，现在，对于革命党。李子诚早就没有了一丝好感，甚至与袁世凯不同，李子诚更认为革命党是中国“百年祸乱之源”。
亦因如此，在入主国务院之后。李子诚总会千方百计的打压革命党，与袁世凯的打压不同，他更多的是从根本上打压，在通过舆论暴光他们的卖国之行的同时，更是发动百万人大游行，抗议革命党人卖国，总之最根本一点就是——在名声上把其搞臭。对于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而言，最重要的是名声，里通外国、勾结外敌、出卖国家，这一桩桩罪名按下去，革命党翻身的机会很是渺茫，甚至就是在美国，自己亦通过一些渠道警告司徒美棠不得给予其支持，而且通过外交官同其抢夺华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会干什么？
铤而走险发动叛乱？
如果自己的是那位流氓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