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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王亚樵避祸南京后，恰逢江亢虎组织社会党。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王颇为之吸引，于是加入社会党受命负责主建安徽支部。
1912年秋王亚樵又回到了安徽。王亚樵回到安徽后，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建立了安徽总支部，又召集了合肥的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许习庸，全椒的刘大魁，巢县的丁鹤龄，怀宁的蒋非我，芜湖的杨柳堤等，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亲、芜湖等地成立了县支部。由于王亚樵一向善于演说鼓动，富有组织能力，所以各县加入者颇多。止年余，社会党党员就达到了七八万，成为安徽省内颇有影响力的一支政党。赣宁战役后，袁世凯逮捕了联络起义反袁的社会党创建人之一陈翼龙，并将其杀害，同时通电全国查禁“社会党”。北洋军阀皖省总督倪嗣冲按照中央指示，大搜皖省通缉社会党，丁鹤龄被捕遇害，王亚樵率领一些部属1913年秋逃亡上海。
王亚樵逃亡到上海后，无处容身，他便与何铸九、姚立堂等白天做苦工，夜晚便露宿街头。他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贫困不移其志，继续寻求革命。后来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加入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不能不说也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3）
1915年王亚樵在同盟会柏文蔚的引荐下在上海环龙路44号晋见了孙中山先生，聆听教诲，深感不打倒军阀、扫除清朝余孽，不可能统一中华、抵御外侮。于是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投身护国讨袁运动。此时南北倒员呼声高涨，王亚樵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呼号，讨袁护法。洪宪帝制被推翻后，北洋军阀各派相继窃国分裂割据，1917年孙中山领导了护法运动，王亚樵南下广州追随先生，并且担任过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由于陈炯明等军阀叛变革命，南北军阀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不得以远赴日本。王亚樵等遵先生之命，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他在上海响应“五四运动”，发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游行示威。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见到段祺瑞违反民意，义愤填膺，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再造共和，“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当被孙中山先生批驳曰：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王亚樵心有未甘，仍然坚持自制炸弹，然不慎炸弹爆炸误伤了自己，此事遂告一段落。民国二十一年冬，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召开的展览中山先生遗墨大会上，展有王亚樵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一书，言多激烈，是以后人皆称王亚樵是国民党中极“左”派人士。王亚樵日后之行藏举止，由此初见端倪。
王亚樵自广州回沪后，正逢老同盟会员韩恢在上海从事反江苏军阀李纯的革命活动。王对韩恢主张甚为钦佩，就与徐州人胡抱一等亦参加反李斗争，策划分赴苏北、皖东，组织国民革命军进攻南京，建立北伐根据地，迎接孙中山先生回上海。1919年韩恢、王亚樵等人赴苏北泰州、盐城、洪泽、泗洪、淮阴、滁州等地组织国民革命军队。指挥部设在苏北鸡公山，建立了一只由千余人的武装。不料李纯探得韩、王已离沪，遂于上海新、申两报发布通缉令，说王亚樵、韩恢离沪，图谋不轨，严饬各地军警缉拿。结果，韩恢被李纯捉拿解南京殉难，王亚樵等人分头潜逃各地。以后王亚樵到上海创设复炎小学，即是纪念韩恢革命精神不死，其复炎二字，是韩恢生前别号。
1920年王亚樵携阚培林等潜回合肥，此时军阀张文生就任安徽省督军，贪污腐化，不顾皖人疾苦，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剥削人民，以供挥霍。王亚樵于1921年回到安庆，见到张文生如此不法，即与许习庸、何哲仁、周无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阚培林等在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宣传孙中山先生主张，提倡民权革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并主张安徽军政分治，不得由武人兼掌政治。数月之间，码头工人、学生、商人、市民两万余人加入“民权协进会”，各界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张文生横征暴敛、残害皖人。同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换张文生，由皖人许世英主皖。北京政府深知张文生在皖不得民心，激怒皖人，准予所请。于是1921年9月特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王亚樵得讯后，即邀请安庆各界人士，前往码头欢迎许。因此张文生恨王亚樵入骨，碍于法律不能明捕明杀，特令其亲信副官暗中逮捕杀王。而这名副官与王有旧，曾得过王之恩惠，不忍下此毒手，遂走告王，速离安庆，以免杀头之祸，王亚樵闻之，即与郑青士、蒋非我化装登轮，再次出奔上海，通电反张，周旋年余，张始离皖。
三
1921年王亚樵重返上海后，投奔了柏文蔚、李少川、关芸农等皖籍名流，受到了他们的器重和资助，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不久，王亚樵与马俊超等人组织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维护皖籍劳工的权益，号召皖籍劳工参加工会。
在上海的安徽劳工，大多是历年黄泛区发大水后逃难到上海的穷苦农民，他们在十里洋场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地痞流氓的欺凌，凄苦无依。现在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为他们出面撑腰做主，非常符合他们的愿望，因而踊跃参加工会。不到3个月的时间，“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就拥有了万余名会员。王亚樵收取来的工会费，他并不纳入私囊，而是拿出来供给门徒的生活费用，同时他本着“得人钱财，为人消灾”的原则，只要听说工会里哪个工人受到别人欺辱，他马上就叫其门徒去找人评理、出气。凡是受人所托之事，自当竭尽全力，大家都敬重他为人豪爽讲义气，有上海滩小孟尝之称。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4）
但上海滩的黑社会岂能容忍外籍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占码头、打天下”，因而，王亚樵派出去说理的门徒经常被当地的流氓打得头破血流。王亚樵意识到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强权即是真理。他命人找铁匠打制了百余把利斧，然后挑选出百余名身强体壮、勇猛不怕死的门徒，组成了一个“斧头队”，只要有人敢欺侮王亚樵的门徒或皖籍劳工，王亚樵一声令下，“斧头队”即挥舞着利斧冲上前去砍杀，其势锐不可当。
旧上海帮会林立，莫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之鼻息，唯独王亚樵使他们伤透了脑筋。经过几次铁与血的生死较量，王亚樵的“斧头队”在上海滩打出了名气，被人称作“斧头党”。就连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也得让其三分，他曾告诫自己的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从此，王亚樵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他的工会组织也日益扩大。不久，他就成了上海劳工总会的领袖，会员达10余万人，他的学生和门徒也增至数千人。王亚樵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面对这样一支庞大队伍和纷繁复杂的环境，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办事井井有条，极有章法。他为自己的门徒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他们随便在外面惹是生非。王亚樵还聘请了著名的大律师李次山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够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王亚樵还从自己的学生和门徒中挑选出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创办了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工会的喉舌，以扩大“上海劳工总会”的影响。
王亚樵成了大上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说话办事极有分量。不久，在王亚樵的推动下，改组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柏文蔚被推举为会长，王亚樵负实际责任。通过这一组织王亚樵进一步接近了皖籍在沪各界名流，与政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就是在皖籍名流李少川的公馆中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与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以后，他的活动几乎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国民党元老柏烈武组织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徐锡麟、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以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作为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
曹、吴在北方得悉，非常恼怒，致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洪东夷、徐锡麟为匪，着令就地拿办。王、洪、徐三人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永祥，以军事实力，推翻曹、吴，这是王亚樵开始于军队活动事业。
王亚樵首次暗杀行动的对象是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1923年10月，北洋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选当了总统，徐国梁效命于曹锟手下大将、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齐燮元。徐国梁手下有七千余警察，镇压爱国人士不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