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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日本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祝捷大会”，洗雪国耻，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但距“天长节”仅10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为了防止不测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面临困难重重。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5）
王亚樵即命其弟王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1910年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革命党人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王亚樵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安昌浩对日本有亡国之恨，因此当王亚樵提出弹炸白川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次日，王亚樵即叫王述樵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霞飞路宝康里40号他的寓所里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天、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方案。
1932年4月29日上午，虹口公园张灯结彩，许多日本侨民和朝鲜人身着盛装，带着食品、水瓶纷纷向会场集中。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手提装有炸弹的大热水瓶，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金、安两人进场后即在左右两侧的最后座位坐下，以便策应。尹奉吉镇定自若地径直走到讲台前，顺手将热水瓶放在讲台下面，反身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过了不久，会场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日军侵华总司令白川大将、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等20余名日酋高级官员登台依次入座。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走到主席台前装着倒开水的样子，把水瓶里的定时炸弹开关拧开，随即悄悄离开会场。金天山、安昌杰看到尹奉吉已经得手，也迅速离开会场。不多时定时炸弹爆炸，伴随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连台带人轰至半空，顿时血肉横飞、日寇鬼哭狼嚎。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期间击毙的最高长官。“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一雪国耻大快人心。
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此事，蒋介石下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由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王亚樵。王亚樵将这四万元送交安昌浩，再嘱洪耀斗、余立奎顶下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交韩国革命党人经营，进行抗日活动。事后不久，尹奉吉等人先后被捕，受尽酷刑，最终惨遭杀害，但始终没有供出王亚樵等人。日本人没有证据，也无法向中国提出抗议。
虹口公园爆炸案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连其策划者及执行者都不曾估计到。首先，此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肆意侵吞朝鲜的重视，国际正义舆论借此案谴责日本侵华；其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成功地领导了这起爆炸案，在全体朝鲜人民特别是旅居海外的朝侨中重新树立起威信，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转机。再次，中方的动议最终由韩国义士变成现实事件，这大大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长期支持。
五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王亚樵奋战前线，炸敌舰、杀日寇，声望日高。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来沪，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和中将高位和巨额钱财，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条件是“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愤然回答：“我王亚樵决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他在致戴笠的信中表现了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拳拳爱国之心。
雨农老弟惠鉴：
江浙战败偕君等去穗复命，尔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辗转十年。北站刺宋、庐山刺蒋，数案共发，当局震怒，悬赏百万购亚樵之首甚急。亚樵乃一介布衣寒士，辛亥以来以身许国，复兴中华。历受总理遗训，奔走国民革命致力北伐，生死早已置于度外，尔来数年，东倭日寇侵华紧逼，强占东北，入侵华北，大片国土沦没，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一·二八”淞沪抗敌军兴，亚樵附十九路军诸公骥尾，率义军抗日救亡，炸毙日倭侵沪大将白川，而执政当局久持不抵抗政策，迷恋内战，宿怨耿耿，限制国人抗日，遂有北站、庐山违命之举，君等钟爱亚樵，出面斡旋，约亚樵归顺当局，常老带转之事实难从命，君等所持者私义，亚樵所守者公义耳。亚樵与当局无归顺与否之存在，愿诸君代达，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谢罪。亚樵何去何从在于当局，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都门又何足惜。匆匆布达。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6）
亚樵书
正在此事，又发生了一起使蒋介石大为震怒的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国联”推选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竟宣称：“东北原是满洲国，不一定属于中国版图”等谰言，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上海各界起而反对，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许世英、王亚樵、吴迈、李次山、许冀公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大中华饭店集会，讨论对付李顿国际调查团，或言电国际抗议，或言诉诸世界舆论，或言质问李顿，王亚樵力主“世界上有强权无公理，只有诉诸武力，锄杀李顿”。
王亚樵命龚春浦主持杀李顿，在大华公寓召集所属人员计议。因李顿国际调查团住上海华懋饭店，命龙林、唐明等也住进华懋饭店，决定1932年11月10日在华懋饭店锄杀李顿，郑抱真发给手枪五支。不巧，当天上海市长吴铁城，保安处长杨虎宴请李顿国际调查团。于是龙林、唐明等人坐等李顿回华懋饭店，乘此空隙时间，持枪抢四马路春茂钱庄，被四马路捕房擒获，供出锄杀李顿，经刑讯拷打，又将刺宋、刺蒋等案全盘托出。蒋介石闻之，大为光火，顿时下定了捕杀王亚樵的决心，他悬赏百万重金，要买王亚樵的人头。
按照蒋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军统特务进入租界，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市保安处，多方侦缉；加上重赏之下，必有见利忘义之徒告密，王亚樵周围险象环生。但是王亚樵依仗着他建立的严密组织和自己的机智勇敢，步步设防，其行踪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使得国民党军警屡次扑空，手足无措。
一次由于叛徒柏芷芗出卖，军统得知王亚樵住于上海姚主教路前军长刘芝陆所建造新宅内，后来由柏芷芗追踪证实王亚樵确于夜晚乘云飞汽车进入该宅家中。市公安局侦缉队队长卢英得报，当即会同市保安处、法捕房，率领警务人员百余人，开四部红卡车，将该住宅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进到王所住卧室内，王所着黑紫羊皮袍尚在床上，其被筒尚温暖，但始终未搜到王亚樵，当时警务人员及第二天《新闻报》《申报》两报登载的消息，均认为王有飞檐走壁之能。其实，王亚樵闻警即奔上四楼晒台，抓住隔壁新造房千斤坠绳索滑下去，脱险而出。
还有一次军警得之王亚樵夫妇隐蔽于赫德路赫德里楼上，赶在凌晨时分封锁里弄口。王妻王亚瑛买小菜，见红车停于弄口，特务指东指西，即回楼上对亚樵说：“快起来，前后弄口被特务围住了。”王亚樵穿起妻子的衣服，立即化装为娘姨，扎上头巾，手提菜篮，照照镜子，微微一笑：“堂堂王亚樵一变为娘姨！”王亚樵穿过军警林立的弄堂口从容逸去。特务们冲上楼入内搜索又扑了空，悲叹：“王亚樵不好对付！”
亚樵脱险不到秘密点，却来到特务不注意的老友张树侯家暂避。进入张家，张树侯极为惊异道；“风声这么紧，你怎么来此？”亚樵说：“避难至此暂容片刻。”进入客房，适逢岳相如、袁家声两位多时未见、政治面目不清的熟人在座。亚樵拔出手枪对着岳、袁说：“亚樵脱险在此，处于危难之中，不能不小心多疑，请二兄暂不要离此，待我的人到后再请方便。”张树侯即通知洪耀斗，一会洪耀斗、王述樵等人赶到，将亚樵转移到述樵秘密住所，派人守卫。深夜一辆救火车驶至，亚樵换上消防人员衣服，头戴钢帽，被送至越界筑路秘密点。
王亚樵两次脱险，轰动上海，戴笠束手无策。亚樵亦见上海形势愈演愈劣，难以容身。于是1933年10月前往福州。同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王亚樵也积极参与这次事变。不久闽变失败，王亚樵决意出奔香港再图他计。
辗转至8月中旬，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肩扛货件入轮船底层货舱，锁上舱门。旅客全部登船。特务持王亚樵照片，全船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因特务注意官舱，忽视货舱，得以脱险。同船随行有秘书戚皖白及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