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8）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题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义务报童”。
盼望特赦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落在后头，只见他高举报纸，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王耀武便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他紧紧围住，只听到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王一边念，徐一边把报纸匆匆分送给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了一张跑到一旁去看。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9）
这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门外去散步，看到徐远举也出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得十分高兴。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河边碰上了。原来，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参加包饺子，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帮着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饺子，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便没事去门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便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是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指那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是头一天颁布的，第二天见报，颁布之日正是这年的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但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真实感情了。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