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形成共识：既不能让刘全德的阴谋得逞，也不能让他受惊溜掉，立足于智取生擒。侦察组的同志估计刘全德从姜冠球家离去后，极有可能去找一个名叫史晓峰的人。据此推断，公安人员先找到了高某。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高某和史晓峰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同学，刘全德是该校教官。当年刘全德暗杀佘阶时，正是史晓峰掩护他脱离危险，所以刘对史甚为感激，二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高某与史晓峰是多年的旧友加同学，过去常有往来，因此，高某被我公安机关定为第二个打探刘全德行踪的人。高某表示一定尽力。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5）
史晓峰当时在山西南路7号开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11月9日中午11时左右，高某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史家门口。他有几分犹豫，正朝店内张望，恰巧史晓峰从外面回店，见到高某很是亲热。史晓峰要高某上楼一叙，并神秘地对高说：“老兄，我让你见个人。”房门推开，原来是刘全德在史家。
刘全德一见高某进来，不禁一惊，满怀狐疑地问：“你怎么来了？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
高某心想，既然撞上了，就得想办法将他稳住，尔后找机会离开。“刘先生，真没想到在这遇到你！”高某故作惊喜地说，“这些年来您在哪里发财？”边寒暄，边落坐，房门紧闭，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史晓峰叫家人准备酒菜。
高某拿出一张离职证明“诉苦”道：“解放以后我一直失业，两位老兄能否介绍点生意给我做做，混口饭吃。”此时刘全德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他给高某频频斟酒，目的是想灌醉他，让他酒后吐真言。高某为消除刘全德的怀疑，也就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酒过三巡，高某已显醉意，刘全德的戒心有所放松。他对高说：“过个三五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再畅饮一次。”
高某一心想着如何尽快脱身，好向公安部门报告。他乘刘、史二人不注意时，将吸剩的半截香烟吞下肚去，满肚的酒菜顿时翻腾起来，只听“哇”的一声，刚吃下去的酒菜呕了一滩，恶气冲鼻。史晓峰喊来家人处理。高某假装醉眼蒙眬，歪在桌旁，嘴里不停嘀咕着：“不能躺在这里，送我回去··…”刘全德真的相信高某醉了，他打算先让高走，自己立刻转移。
高某在史晓峰搀扶下，歪歪斜斜出了院门。拐过巷口，他的酒全醒了，跨上自行车刚刚踏了几下，看到迎面走来两位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赶忙下车，上前说明原委，最后说了句：“快跟我来，别让他跑了！”两名解放军战士跟随高某迅速来到史晓峰家。
“笃、笃、笃！”高某上前敲门。
“谁！”里面传出问话。
“是……是我。”高某在门外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怎么又回来了？”里面明显警觉起来。
“我喝……喝……得太多了，这……这车子骑着不听使唤，先……先……放在你这。”说得在理。
“吱”的一声，门闪开一条缝，高某顺势用腿一顶，两名解放军战士猛虎扑食般冲了进去。刘全德正躺在床上。也有几分醉意的刘全德以为短时间里不会出事，他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不过这次他失算了。在高某的协助下，刘全德未及做出反应，就被解放军战士死死压在身下。史晓峰也当场成了俘虏。
刘全德和史晓峰被押到公安局。主犯落网，对我全体侦察人员是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期一网打尽，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决定一鼓作气。侦察员一方面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继续日夜严密布控，以防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突击审讯刘全德。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下，存有投机心理的刘全德很快交代了潜入上海前后的经过、活动以及其他同行人员的行踪线索。
根据刘犯的口供，公安人员分头出击，迅速将其他5名特务和为他们行动提供方便的14名窝匪一一抓获归案，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已然破产！但有一重要敌特分子劳有花潜逃。
1950年8月，根据公安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刘全德押往北京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接管。同年12月，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判处刘全德死刑，同案犯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在上海被判处极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法律制裁。但潜逃的女特务成为我公安机关的心中之刺。
五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十分明了，国民党方面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劳有花的名字也被列于其中，毛人凤亲自找其谈话，让她前往上海潜伏，并规定了联络方式和暗语、密码。
劳有花算得上是一个出色的特工，当时因为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潜伏的特务都是由各自的机关，或保密局，或中统，通过掌握的关系联系潜伏点，予以介绍安插。而劳有花认为那是一着险棋，因为共产党过来后肯定要对潜伏分子查一查的，这种介绍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弃不用，而宁可自己冒着寒风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最后在杜传耀的诊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6）
劳有花在诊所做得很好，杜传耀对她满意，跟同事关系也处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时，杜传耀因为难以经营下去而决定关门了。劳有花于无奈之下，只好接受了这一事实，幸亏有杜传耀的热心介绍，她随即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纱厂，还是做她的医务工作。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劳有花始料不及：不久老板就因为患有心脏病，猝死了！
因为平时劳有花与老板有染，老板的妻子早已记恨在心，现在有机会便毫不留情的将她从纱厂赶了出来，很快她又在卢家湾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根据“保密局”的潜伏规定，她将自己的职业和新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她和上司之间仅靠这种方式联络，但从未见过面。
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
劳有花凭着她的特工经验，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密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本人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这位“来客”便是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
之后，劳有花就开始边精心准备筹划边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载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根据上层指示：立刻离开上海，等待刺杀任务！于是，劳有花就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
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就被安排去了一家私人开办的工厂，还是在医务室工作。不过，这家工厂的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已经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就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什么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儿，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劳有花寻思这样倒也好，自己表现得积极点儿，让人根本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怀着这种动机，劳有花竟然安然度过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这时，劳有花所在的工厂已经成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开具的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又上党课、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的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是需要政审的。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了。她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上学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劳有花已经想好并且试探过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后的那段历史，劳有花倒不怕，因为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待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