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复函中说：“我国加入战团，从根本上说，对于协约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助益。更不能与美国参战相提并论。就是协约国本身也并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参战，不过只是表示他们的希望而已。”进而他又指出：“以我国的国力加入战团，在战事进行期间，不会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停战以后开议和会议时，才能显现出参战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利益当真在议和席上吗？”他预计将来的议和会必然会被列强所把持，所以，议和会上的发言是否有效，将由这个国家的国力所决定，这是无须深论的。他还认为参战必将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宣战，投入漩涡，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终还是我国人民。民心离散，当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参战应该特别慎重。最后，他建议对于参战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尊重国会，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以“符合法治之义，而达宪政之途。”
在这封电文里，唐绍仪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品质。战后巴黎和会的结果证明，唐绍仪的推断是正确的。
5月10日，议院开会审查参战案。段祺瑞唯恐参战案不被通过，就派出招募的所谓“请愿团”、“公民团”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旗号包围了国会。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和“公民团”们高呼口号，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扬言国会“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据《中华新报》揭露，所谓“请愿团”和“公民团”，多系招募而来的苦力和便衣军警。
面对“公民团”、“请愿团”的无理取闹，不但反战议员气愤转盛，而且原本赞成参战的议员也纷纷转而反对参战。唐绍仪得知此情后，立即与孙中山等人联名通电，严斥扰乱国会之暴徒，抗议段祺瑞的卑劣行径，要求北洋政府立即严惩扰乱国会的肇事者和伪公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揭露了段祺瑞借日款1亿日元以扩充军队的秘密后，国内反段之舆论更加沸腾。5月30日，黎元洪发布了对段祺瑞的免职令。段祺瑞一面出走天津，一面指使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原基等人宣布独立，通电促使黎元洪退位。黎元洪无奈，在请徐世昌、梁启超调解未果的情况下，被迫答应让张勋出面调解。
6月14日，张勋令军队入京，自己留在天津，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张勋在天津寻得段祺瑞、冯国璋、陆荣廷、徐世昌等人对复辟的支持后，即入京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段祺瑞见势如此，即接过了反复辟的旗号，率军驱走了张勋，然后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仍旧充当他的内阁总理。此时，黎元洪不敢再当总统，被迫通电下野，转推副总统冯国璋接任总统。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6）
张勋复辟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并对段祺瑞将借平定复辟的机会驱逐黎元洪，建立皖系的军事专制具备了相当的戒备。唐绍仪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经过会商局势，决定将国会和政府移设于上海，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领导并督促全国的护法运动。7月6日，孙中山本人自沪率“海琛”、“应瑞”两军舰南下广州，着手筹组政府。22日，唐绍仪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继孙中山之后率领舰队南下护法。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成立了段派军人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段祺瑞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同时决定改组国会，重新建立立法机关，制造新宪法，立图从根本上确立并巩固皖系北洋政府。而南方的国民党人则决心以旧国会为基础，以武力争回法统。于是围绕着《临时约法》的废除和恢复以及旧国会的存去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这场角逐的实质是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之争。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27日，非常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21条。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现由国会议员组成，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为止。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根据非常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军政府专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维护旧国会而建。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
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立局面的进一步形成，这也是自护国运动以来唐绍仪追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掀起的又一次反对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高潮。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爱国热情，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经过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对共和体制的破坏，加上自己的阶级属性，使得唐绍仪开始与孙中山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的通过军阀战争完成统一来恢复共和体制已失去信心。唐绍仪是受清政府官派出去的留学生，主要学习西方制造枪炮的技术，加上年幼，留学期间根本上无法系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归国后又长期致力于外交和政务，无法认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过程中，对孙中山所建立的军政府开始持反对意见。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因此，在孙中山建立广州军政府时，唐绍仪就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在他看来军政府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的文人治国的体例。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基本上变成了政坛的点缀和看客，看人起高楼，看人屋宇塌，多数时间在家乡隐居。直到1929年，他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国门上的五色旗已经换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后，蛰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动，挂名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出任起家乡香山县（时已改为中山县）的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发展实业、加强农渔业和乡村建设、引进外资和发展教育诸方面，而以开辟唐家无税商港为重点。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工夫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甚至还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县的海岸上建成一个大海港。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他还多次邀请粤省要人和专家前往唐家湾考察，还编印《中山县发展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想方设法从各方面筹集奖金。他在任上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7）
1931年“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织的反蒋联盟，后任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五常委之一。1936年，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边，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从而促使陈济棠兵败下台，事后，唐绍仪举起家寓居上海。
六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唐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作“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日本有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计划，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要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温宗尧等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团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