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当年张宗昌曾在这一带混过，以豪爽侠义出名。这些小头目有的是张宗昌的熟人，有的听说过他的名号。他们听说张率部前来，纷纷叛变了高、卢，最后还将高、卢绑起来献给张宗昌。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就解决了张作霖多年派重兵都未能征服的高、卢，他把接受的土匪收编成了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不久就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和中东路护路军副司令。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他不断扩大兵源，除了招收在东北的山东人入伍外，还派人到山东老家招兵买马。不久，俄国内战，500余名白卫军败逃到中国，大多投靠了张宗昌。不多久，张宗昌已有近万人马。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3）
由于人多枪多，张宗昌的军费开支庞大，加上张宗昌又好赌成性、挥霍无度，虽然张作霖不断从奉天拨款资助，也是入不敷出，于是，张宗昌便在自己辖区内让士兵种植鸦片，以弥补军饷不足。张宗昌势力的扩大，引起了奉系实力人物的怀疑和妒忌，种植鸦片扩充自己实力的事更引起奉军各部不满，要求张作霖遣散这支队伍。1923年秋，张作霖趁陆军各部演习，派出校阅委员郭松龄到张宗昌第三旅，名为校阅，实则遣散。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这种急智，还得配上过人的厚脸皮才行。张宗昌又想法笼络住郭松龄，郭松龄不仅没有实行遣散，反而在张学良、张作霖面前为张宗昌说好话。后来在举行军事演习时，由张宗昌的部队与李景林部进行对练，正好张作霖与高级幕僚都去观看，只见张宗昌的人马人人争先，乱七八糟的往前冲，一下打乱了李景林部的阵脚，李部支持不住，节节败退下去。张作霖没见过这种打法，心想也许这种乌烟瘴气的打发还真能对付正规军呢！于是，张作霖对张宗昌大加宠爱，立即把他从吉林调到沈阳，并将张宗昌部改为奉天陆军第三个旅，下辖四个团。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军长李景林），率部由热河到朝阳，然后向关内进击。冯玉祥部早有回京政变的打算，因而未赶赴热河前线，张宗昌等人在热河未遇到劲敌，9月15日就进入热河省境内45里。22日攻入开鲁，挺进朝阳，热河都统米振标的外八营一触即溃。30日，张宗昌部轻松击溃直军王怀庆，占领了凌源。10月6日，张宗昌旅来到直军董政国部的警戒地带茶棚。董的主力部署在茶棚南面十五六公里的玉麟山上，易守难攻。张宗昌凭借收编的白俄部队的大炮，最终取得玉麟山一战的胜利。接着他又攻下冷口，乘胜到达滦州。稍作休息后，他又挥兵前进，过芦州、昌黎直到天津，一路不仅未遇多大抵抗，还乘机收编了不少直军部队。“长腿将军”的外号由此而生。
1924年10月，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奉军乘势进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抢了个直隶省军务督办的头衔，不久，皖系郑士琦被任为山东省善后督办，张宗昌只获任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虽然当上军长，但在奉系控制的东北及直隶、山东等省都没有了自己的地盘，要想当个督军、省长，唯有向南争夺江、浙。当时，江苏督军是齐燮元，浙江督军是孙传芳，江、浙是直系的势力范围，段祺瑞任命亲信卢永祥为江浙宣抚使，准备消灭齐燮元，争夺地盘；张作霖也想向江南扩张，于是，支持张宗昌南下。张宗昌与参谋长王瀚鸣、随军参谋长李伯仁以及部将许琨、毕庶澄、吴致臣、褚玉璞等商议后，即率部从天津动身南下。直军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原为张宗昌部将，受过张宗昌很多恩惠，这次张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让出大路，使张宗昌长驱直进江苏，齐燮元仓皇逃离南京，张宗昌轻而易举得到江苏，命部前进驻苏南要地，自己亲率一部进入上海，摆出大举进攻浙江的姿态。
孙传芳知道自己的实力难以抵抗奉军，早已派人向张作霖输诚，张作霖也有意笼络孙传芳，保证消灭齐燮元后，停止向浙江进军。当张宗昌进入上海后，孙传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市都包下来，供张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随后，孙传芳亲到上海，结识张宗昌，并尽力拉拢，还结拜为兄弟。这样，张宗昌放弃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当张宗昌还在上海寻欢作乐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队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张宗昌撤兵，张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郑士琦管的山东让给张宗昌。当时，段祺瑞要靠张作霖抗衡冯玉祥，以维持自己执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郑士琦的军务督办而改任张宗昌。但是，郑士琦虽被免职，但并不离任。张宗昌等了三个月，最后，派许琨率两个旅入山东，又派参谋长王瀚鸣到济南拜会郑士琦，软硬兼施，郑士琦不得已离开济南。1925年4月，张宗昌从徐州率大队人马进入山东，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接着，张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龚伯衡，自兼省主席。
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4）
四
张宗昌主鲁，实为“祸鲁”。他主鲁的三年，成为山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黑暗、最腐朽的阶段。张宗昌从1925年5月到济南接位。到1928年4月兵败逃往日本，三年内，在山东不断扩大军队，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山东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绝后的暴行记录。
他任军务督办期间，政治腐败、劣迹斑斑。他在军政各部门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军阀机构。他令其两个姨太太分掌督办、省长公署印信。对于前来投奔的老乡，不论品行如何一律委用，形成庞大的“掖县帮”。“会讲掖县话，就把马刀挂；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张宗昌一伙官僚、军阀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在山东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辟逆流，他们还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镇压了青岛大康等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屠杀了李慰农、鲁伯峻、胡信之等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了山东农民红枪会组织的反抗斗争；他甚至滥杀无辜，杀人如麻，手段残忍，令闻者色变。民间流传“切开亮亮”、“听听电话”的谚语，因为这是张宗昌的酷刑之一。所谓“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这些酷刑不断的落在人民的头上。
张宗昌在经济上更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人民的血汗来维持他巨大的军费开支。他先从金融方面入手，设立山东银行，垄断金融业务，巧立名目，滥发纸币，山东顿成纸币世界。同时加捐征税，其间山东捐税计有五六十种之多，如：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一次善后特捐、地丁军事特捐、漕粮军事附捐、李董堵口附捐、赈济附捐、河工特别附捐、汽车路附捐、营房捐、军事借款、善后公债、烟酒税费特捐、纸币执照捐、烟种捐、烟苗捐、张宗昌生祠捐、张宗昌铸铜像捐、养狗捐、人口捐、青菜捐、娼捐、狗捐……时人撰联讥之曰：“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他督鲁一年，税收已经征到13年以后的1939年了，引致民怨沸腾。他还向银行、商会及其他机关借款，实则借而不还。张宗昌督鲁的三年即敛财3亿多元。他搜刮的钱财，一部分用于战争，其余则用于挥霍，其生活极其奢华铺张，荒淫无耻。时人谓其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这就是“三不知”将军的来历。
张宗昌拥有庞大的军队，他不明吏治之道而又穷兵黩武，争城夺地。张宗昌督鲁后，已被北京政府提为上将军，但他除了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外，并不多顾政事，他更多的还是参加军阀混战。他到任不久就爆发了浙奉战争、鲁豫战争，他在军阀间分离联合，战事频起。1925年9月，自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联合吴佩孚反奉。10月，张宗昌立即进兵抵抗。他依靠白俄部队的装甲车，曾俘获了孙传芳的一个前锋团。但在安徽固镇一战，张部大败，老五师师长施从滨被俘杀害，白俄队也几乎消灭，张宗昌只好退回济南。同年，他将自己的部队河直督李景林部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与吴佩孚言归于好，联合进剿冯玉祥的国民军，迫使冯部从北京南口退出。
连年征战，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当时百姓中流传的民谣，即道出了人民的切齿之恨：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三年之内，人民反抗张宗昌的斗争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农民造反，工人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