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可怜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5月26日，在北京桐城试馆的礼堂里隆重举行了追悼吴越的大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徐谦、章太炎、蔡元培等讲了话。吴越的遗体被送回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时牺牲的8位烈士一起安葬于“皖江烈士墓”。1929年安庆市将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吴越街。在吴越的故乡桐城县，建立了吴越祠，办了吴越中学、吴越小学。吴越的名字将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参考文章：
《吴越：喋血京城的烈士》，作者：成惠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1）
·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是女性拥有中“第一”最多的一个
·少年叛逆，拒不缠足，自解婚约，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
·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
·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1914年赴国外留学，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玫瑰枝事件”名扬巴黎
·1924年，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子
·1920年回国，致力于推动法制建设和女权运动，担任过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
·1929年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中国的法律条文中。
·1948年移居美国，晚年落寞，漂泊异乡
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政治体制上的重大的变革，同样带给了社会以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使得传统中国妇女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上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一些思想活跃的女性们的眼界，引发了她们思想上的巨大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冲破旧式家庭的束缚和传统社会的偏见，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这一时期，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利的女权运动高涨，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活跃、才貌双全、勇敢顽强的杰出女性，如秋瑾、陈撷芬、何香凝等烜赫一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杰出女性之中，有一个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曾经是民国政府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律师……这位拥有众多“第一”、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郑毓秀，她参与过政治活动，甚至参加过暗杀行动，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闻名一时的女人。
郑毓秀的一生颇富反抗精神和传奇色彩，同时也是求学救国的一生。作为中华女杰，郑毓秀是当之无愧的，在海外为祖国树立了中华民族女性的典范，在国内，为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作了不懈的努力，为国人树立了楷模，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郑毓秀，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在广东广州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郑文治，是清末户部一官吏。郑毓秀上面有两兄一姐，她是其父最小的一个女儿，在女孩中排行第二，人称郑二小姐。
郑毓秀在宝安西乡屋下村的“绮云书室”完成了她的启蒙教育。她自幼聪明伶俐，母亲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常常教她诵读经文。她天性叛逆，对“三从四德”的封建规训置之脑后。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家人忧其不缠脚，将来大脚女难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缠脚，家人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光绪三十年（1904年），郑毓秀年方13，初涉人事，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她与当时两广总督的儿子定了婚约，颇为不满，性格叛逆的郑毓秀竟亲自写信给男方，自作主张解除了这个未经其同意的婚约，为此她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郑毓秀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她随姐姐东渡扶桑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郑毓秀接受了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熏陶，认识到要想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只有打倒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次年，经廖仲恺介绍，她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正式参加革命，成为反清反封建的一员猛将。后来她认识了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两人都拒绝“缠足”，都拒绝“包办婚姻”，两人成了挚友。不久后，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冒死参加刺杀清廷官吏的活动，成为革命党人的女中豪杰。
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2）
二
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从1905年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做好准备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由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的郑毓秀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她，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又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郑毓秀凭借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邀请了一位追求她的西欧外交官和她一同去往北京。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这位西欧外交官帮郑毓秀提着她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她则挽着外交官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巧妙的躲过了车站警察的检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他们将从欧洲访问返京，准备再车站投掷炸弹将其炸死。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了这一暗杀计划。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郑毓秀还曾经两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
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惶恐不已，为了挽回时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预备血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民国元年1月9日（1912年1月9日），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得知袁世凯将于翌日早上上朝，于是，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10余人聚集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革命的真正障碍。根据刺杀行动计划，将刺杀成员分成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在详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郑毓秀与吴若龙、罗明典三人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大街之间。各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世凯投炸弹。1912年1月15日，各组已奔赴战斗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况表明，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8位战友，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但刺袁未遂，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10余人。郑毓秀当时在场，但由于她机智勇敢，最终得以脱离现场。当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