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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包括：第一，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片面强调产值和产量，造成产品单调、质量低下，使许多产品无人问津，大量积压。经济粗放发展，效益低下，国家资源大量消耗和浪费……第二，苏联对改造小农缺乏经验，注重农民利益不够，不少地方的领导人追求政绩和上级的青睐，采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还把农民的住宅、小牲畜等收归公有，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苏俄式发展之路不可复制，也不能长久，这与具体国情和历史机遇密不可分。苏联的国内问题可以用对外扩张的办法解决，西班牙内战给他带来滴血黄金，二战让他拿到中东欧殖民地市场，可以把国内那些粗级工业品倾销出去，也可以掠夺大批廉价的农产品，等到扩张不灵，国内经济病发作，这种发展道路必然被堵塞……”
精僻而简短的评论发人深省，令人深思。从谩骂、敌视、诋毁，转向对其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入分析，既说优点，也说缺点，单单是这种形式，便开创了当时非左即右时代的先河。
同样的，在对美国的发展道路作了详细的叙述和介绍后，也指出了其所实行的垄断资本主义蕴含的风险。相反，书中对北欧的瑞典却赞赏有加，称之为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并创新式地使用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子女补贴、教育补贴、住房补贴、充分就业、最低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福利覆盖全体人民，国家不仅要保护人民免受各种风险，包括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风险，而且要保证所有公民能享受满意的生活水平。书中最后断言：“瑞典模式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模式，垄断资本主义将走到尽头，而这只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
洛阳纸贵，这句成语用在坤甸的各家书店绝不为过。东西两大阵营互相诋毁、贬低已经是家常便饭，但所使用的素材都相当肤浅。或者举些特例，以证明自己的社会制度优越，别人的社会制度糟糕（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种宣传还在。某份报纸上有一个小专栏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其中一个例子到现在我还记忆深刻，说的是一个美国老太太死在家中多日也没人发现。后面则是我国的某位孤寡老人受到了无数“雷锋”的关心和爱护。现在看来，有些可笑，因为这种事情在我国也有嘛，呵呵。）。
现在，一本相对客观，冷静，理智的深层次分析各国优缺点的书终于面世了。这意味着什么？是否只是南洋联邦的一家之言，还是其背后有着令人怀疑的目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猜疑，但这本书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各国媒体的注意，几天之后，便有几家世界知名报纸开辟评论专栏，就这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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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三章夜宴争论（二）
第一百五十四章对日和会分阶段会议
南洋联邦对越南做出的形势分析是触目惊心的，法国殖民者虽然在军事上还占有优势，但在政治上已经输得一干二净。wwW、不仅在北方，在越南南方的农村中，越盟的势力已经渗透得令人恐惧。由此，黄历断言，即便法国人能在军事上取得一些胜利，也最终无法改变退出印度支那的最后事实。
“中情局是一群傻蛋。”杜鲁门愤怒地敲着桌子，虽然他知道这份关于印度支那的形势报告有夸大的成分，但其中罗列的大部分事实和严密的分析判断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人民战争，政治**，民心向背，这些理论令杜鲁门感到，不管美国花多少金钱，都很难阻止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根本形势，而且正如黄历所说，一旦法国人在越南丢脸的退出，鉴于法国在越南的经济利益，在美国人想以一个新联盟取而代之时，往日的朋友也会变成现实的敌人
在形势报告中，黄历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南洋联邦军队正在进行“反游击战”系统训练，但却言之甚少，象钓人胃口一样。同时，黄大总统又伸手要钱，说南洋联邦的情报机构正在越南渗透，可是资金不足，难以为继。
杜鲁门知道，杜鲁门明白，这位黄大总统最终的目的是要美国在对日和会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或者采纳他的主张。是否可以就对日和会的新主张展开蹉商和讨论，杜鲁门陷入了沉思。
南洋联邦与美国并未有军事同盟的协议，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不必听从美国的指挥，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却越来越离不开南洋联邦的支持。
起码在这个时候，派出地面部队参与印度支那战争，对美国政府和杜鲁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无疑，在地域上考虑，能够快速采取反应，在危急时刻对印度支那战争伸出援手的，就只有南洋联邦了。
况且，南洋联邦在东南亚已经有龙头大哥的姿态，日本的经济想要发展，就不能失去其经济上不可缺少的东亚地区的广大市场。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仇恨还未消除，如果因为对日和会一事而造成亚洲各国联合封锁日本的状态，也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事情。
嗯，以欧亚两大洲为划分标准，这样不行，在邀请红色中国或者台湾的问题上，已经和苏联、英国吵得够厉害，并且因此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或许用战前战后建国的时间上来划分，就可以两全其美。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的代表，是战前的，由美国邀请；红色中国呢，是战后成立的，让南洋联邦去搞定。这样就不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引起的反对声音也会小很多。
另外，即便对红色中国可以有战争赔偿，也不能直接落到GCD政府的手里，而应该采取一种限制性的措施，避免将这笔款项用于战争，或支援战争。
顺着这个思路展开，杜鲁门觉得黄大总统的主意也不错啊，只是要定好一个框架，并向一些国家施加压力，替日本遮挡遮挡，或许对美国的名声更有利。而且对于印度支那问题，希望借此机会试探到红色中国的底线。还有黄历提到的国际红十字会，既然一九五零年八月，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已经正式承认了中国红十字会，那阻挠红色中国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就已经变得不太可能。嗯，到时候支持台湾以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这样就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在红色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办事处，更清楚地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的内政外交。
美国方面对南洋联邦的建议予以了初步认同，接下来便是一系列的电报往来和会议蹉商。
既然主要目的达到了，黄历也适当地做出了让步，基本同意美国所建议的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但并不承诺放弃，而是向美国报出数字，三十亿美元。你不是要护着日本这个鳖犊子吗，那就暗地里替日本人掏点吧，好让南洋联邦在对日和会上少说点，做个好榜样。
果然，美国被吓着了，别这样啊，少点，少点，不要光图眼前，要顾及到长远利益不是。经过讨价还价，南洋联邦最后将损失定在十亿美元，而美国暗地里减免了南洋联邦的七亿美元债务，并再借给南洋联邦五亿美元，嗯，暗箱交易达成。
黄历是精明的，生怕美国单方面主导对日和会，要求美国作出书面承诺，两个分别召开的对日和会必须在都完全结束后，才能正式生效。
同时，黄历也开始了一系列运作。首先，他同英国大使进行了蹉商，并派人鼓动新加坡华人民众举行了十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迫使英国发表声明，“作为新加坡的宗主国，虽然可能放弃对日索赔，但考虑到道义问题，考虑到新加坡华人在战争中所受到的巨大伤害，将支持新加坡华人向日本追讨索赔的诉求。并希望新加坡华人成立一个索赔委员会，用理智解决问题。”由此，民间赔偿被正式提出来。
随后，在美国方面宣布，鉴于战争赔偿的复杂性，以及战后各国的新变化，对日和会将分成两部分召开。一部分由战前已经成为正式国家的在旧金山举行，另一部分将由战后的新兴国家在坤甸举行。
在美国正式宣布对日和会的日期后，南洋联邦总统黄历在上议会发表了讲话，他郑重而严肃地说道：“我们不是指望着日本赔偿来发展国家，但日本的战争罪行是以日本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日本人要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赔偿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真正地认识到发动战争的危害，从此变成一个永久和平的国家。”
“另外，我要正告日本，不要以所谓发动战争的是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为狡辩的借口。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决定日本国家政策的国会议员以及政府领导人皆由日本国民通过选举产生。日军每占领其他国家的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日本都会举国庆贺，同喊‘万岁’。怎能说他们不代表日本大多数国民、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怎能说自上个世纪以来对亚洲国家的不断侵略只是这一小撮人干的呢？”
“在铁一样的事实，在血流成河的战争面前，日本必须真诚的悔过自新，而不是回避遮掩。没有真正的道歉和反思，对日本是极其不利的，这不仅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而且作为一个还没有弄清战争责任问题、没有受到近邻国家信任和尊敬的国家，日本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就在美国最终确定了参加旧金山和会的国家名单后，黄历随后也发出了在坤甸召开对日和会第二阶段会议的邀请书，除了泰国将出席旧金山和会外，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受到战争侵略的亚洲独立国家，红色中国和新加坡索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