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话犹在李鸿章耳边。如今铁甲船订单已下，倭人被重创，沈文肃在天之灵不知会做何感想。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手创建北洋水师的李鸿章此时此刻突然想到了两年前去世的好友沈葆桢沈文肃。
沈葆桢这位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一手创建南洋水师的船政大臣，兼任通商大臣两江总督的一方大员和李鸿章有太多的相似太多的交集。他们两人和大清近代海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清政府于1875年5月30日作出决定，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办南北洋海防。
但是因为经费有限，沈葆桢在抵两江接篆任事后，立即于光绪元年十月下旬给李鸿章写信建议：南北洋海防经费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北洋使用。以便集中财力尽快由北洋组建成一支外海水师，拱卫中国近海。
然而，沈葆桢把南北洋海防经费全部交给北洋使用后，中国的外海水师仍多年没见影子，这是李鸿章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所造成的。
在“海防议”中，李鸿章虽然知道西方海防理论是“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
但他认为“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要紧之处”重点把守，即集中力量守大沽口和长江口，“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李鸿章早期对夺取近海制海权毫无信心，以为“铁甲船本应定购，惟南北洋面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或有失利，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攫，转贻笑于天下。即以一铁甲扼大沽海面，以他船附之，亦虑立脚不稳，进退失据”。
在这种以消极把守南北洋海口为主导的海防战略思想指导下，李鸿章拒绝购买铁甲舰，而去订制蚊子船。
不同于李鸿章的落后思想，沈葆桢深刻地意识到，夺取近海制海权，关键在于装备铁甲舰，没有铁甲舰充任中坚，外海水师就无从谈起。
所以，沈葆桢写信三封给李鸿章：“非谓有铁甲而诸船可废，谓有铁甲而后诸船可用”。
“若仅恃炮台、水雷、蚊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倘彼攻其所不守，则迁地弗良，我积年所备者，尽居于无用之地。海上事起，不必开仗，即护送、递信亦所必需，否则彼以一船封港，而气脉尽窒矣”。
“颇虑海上事起，异族以一铁甲阻大沽口外，将接济立断，畿辅人心为之动摆，则可虞者不仅在无备之各口”。
沈葆桢的观点一针见血，指明了大清海防的一条康庄大道。
虽然沈葆桢苦口婆心地劝说，却未能让李鸿章接受争取近海制海权的海防战略思想。其原因之是，李过去早期从未接触过近代海军，不了解铁甲舰和蚊子船的性能，存在技术上的疑虑，是以“每悬想海上战事，辄用危心”。
李鸿章觉得：“德之克虏伯、英之阿姆斯特朗新制巨炮，实可洞穿二十余寸铁甲，而铁船转虑无用”至于蚊子船，配备有巨炮，“其力足可制铁甲”。
他认为蚊子船便宜且配备有足以威胁铁甲舰的巨炮，性价比更高。买一艘铁甲舰的钱足以买十艘蚊子船，所以还不如大量购进蚊子船这种水炮台扼守要道以御外敌。
针对铁甲舰的性能，沈葆桢向李鸿章作了解释：“铁甲船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至沉没，尚可以战。且我船上所用亦德之克虏伯、英之阿姆斯特朗，彼能及我，我亦能及彼。”
然对铁甲舰兴致缺缺的李鸿章却以“弟不敢滥用丝毫”为词，拒绝购买铁甲舰。
由于当时李鸿章执意不肯购买铁甲舰，出于无奈，沈葆桢决定，“倘铁甲无成，只得先索水炮台以守长江”。
因海防经费已统归北洋，他只有向李鸿章乞求施舍，“尊处所购三十八吨炮蚊船，务恳分赐数号”，“倘所购各船仅敷天津之用，可否于海防经费内提款为购两号”。
主动开口要买蚊子船，这下对了胃口，力主守口的李鸿章这回很是爽快，一下子代南洋购买了四艘蚊子船。不过沈氏深知，蚊子船“炮巨底浅”，只适用于“内河江湖”所以他决定把这些炮船部署在吴淞口和江阴，专守长江。
就这样，蚊子船开始大行其道装备大清海军，购买铁甲舰的计划被无限搁置下来。
第九十七章 购舰
受李鸿章海防政策影响，大清从西洋购进了为数可观的蚊子船。除了南北洋从英国购入的龙、虎、霆、电、东、西、南、北等8只外，还有福建于1876年从美国买来的“福胜”、“建胜”，1879年山东委托李鸿章在英国订造的“镇中”、“镇边”。这期间共花费175万两以上的银子。
从外国购买了12只蚊子船，而这些船只能用于巡江。在不久后的中法战争中，实战证明蚊子船在把守海口的战斗中不堪一击。马江之战中，与比“扬武”排水量还小的“窝尔达号”（1，300吨）木壳轻巡洋舰对阵的“福胜”、“建胜”两蚊船，在极短时间内就沉没了。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
1879年，在沈葆桢生命的最后一年，沈葆桢开会总结海防专款被抽拨挪用的经验教训，并针对李鸿章“弟所以徘徊四顾未敢力倡铁甲之议，一无巨款，一无真才也”的辩解之词进行了反驳。
沈葆桢说：“外洋定制物价，分期偿债，有百万以为权舆，似不甚窘。其余指款各省，咸知其不能不解，亦必踊跃。万一不敷，奏请部库暂借数时，亦必邀允。倘悬而无簿，人人虎视眈眈，欲留此百万金以备缓急之需，恐口众我寡，大大易易。”
应该说，沈葆桢的这些话对李鸿章颇有启发，为后来订购定、镇二舰指明了一条筹款的途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海防知识的逐步了解，李鸿章的思想也开始逐渐转变。
为了寻求补救，沈葆桢还奏准自光绪四年起从李鸿章手中分出南洋海防经费，并建议各省兵轮定期会操。但铁甲舰未能购得使沈葆桢抱憾终生。沈于病逝前夕，此衷难忘，弥留之际口授遗疏，倾吐肺腑之言：“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
就在沈葆桢去世的一年，李鸿章曾数次对购买铁甲舰一事动心，但却迟迟未买。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称：“所论铁甲船必须购置，头头是道，精凿不磨，深为敬佩。若能添购两号，纵不足以敌西洋，当可与日本角胜于海上。日意格寄到英厂铁甲图式、图说，如已译出，乞寄示一阅。”接着，李鸿章派李凤苞出洋“会商日意格察勘铁甲船”。
沈葆桢生前的影响加之其弥留之际口授遗疏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最终令李鸿章下定决心购买铁甲舰的却是两位留学归来的年青人。
1879年7月，在英国留学、实习的刘步蟾、林泰曾二人结业回国。他俩回国之初即怀一腔热情向福建船政局呈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决心以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该略论不久后由船政提调吴仲翔转寄给李鸿章。当李鸿章看到略论内有“蚊船利于攻人，而无能自卫”，“若中炮子即有沉破之患”，“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守之妙”等话时，感到触目惊心。
李鸿章打算与刘步蟾逐一研讨略论中的各条、各图，并咨询海防政策，便写信给沈葆桢，议定刘步蟾不去南洋转而来北洋供职，林泰曾拨赴南洋备沈“就近顾问”。
刘步蟾到北洋后，李鸿章了解了不少有关海防的知识，知道了西洋新式大军舰均备有铁甲，分为洋面铁甲（即铁甲舰）、海口铁甲（即海防舰）、铁甲冲船（即装甲巡洋舰）等三种，终于明白蚊子船在海上毫无用途，即使守口也要用海口铁甲。
接下来，李鸿章再次征询的林泰曾意见。林泰曾看到“伯相”受刘步蟾的影响后对铁甲舰的认识有所转变，便答称“蚊船仅能守口，即快船兼碰船亦只能在洋面探贼、通信、为铁甲助势”，“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侍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是直孤注而已”。
“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能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西国设置水军皆权衡邻邦力量，必与之势均力敌，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今日本既有铁甲二艘，大清独无岂能与敌？”
“应请赶购铁甲二只，快船或购或造四只，水雷水艇二十只，则进可战，退可守，日本当不敢轻视。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纷沓来扰，无可驰援，必至误事”。
直到此时，李鸿章对各舰种的性能有所了解后，购买铁甲舰的决心才逐渐定了下来。
李鸿章意识到铁甲舰的重要作用后，便奏请“为筹办海防，通融挪款，先购铁甲船二只，以壮声威而备战守”。
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清廷终于意动。清政府内部围绕着是否需要铁甲舰、如何购舰及将来的维护经费如何筹集等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其间又夹杂了派系倾轧、铁甲舰过时论、要大舰还是要小舰等因素的干扰。
就在此时，在英国又发生了一件对大清订造铁甲舰产生重要刺激的事件。
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应邀参加日本在英订购的“扶桑”号铁甲舰的下水仪式。倭国订造的这艘军舰，由设计师里得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