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
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
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
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
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
，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
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
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
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
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
》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
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
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
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
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
）；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
；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
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
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
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
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
……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
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
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
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
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
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
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
，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
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
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
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
，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
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
，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
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
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
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
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
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
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
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
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
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
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
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
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
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
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
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
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
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
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
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
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
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
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
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
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
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
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
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
，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
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
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
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
，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
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
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
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
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
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
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
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
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
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
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
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
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
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
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
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
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
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
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
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
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
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