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
屾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
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
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
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
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
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
：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
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
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
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
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
芈氏。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周诸
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中等以上诸侯相
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
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
兵变，族领汀暗牡艿苄芡ㄉ彼懒蓑幻暗亩樱嵛蛔粤⑽寰鳌Ｐ芡�
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众有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
，楚部族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诸侯。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
之机，熊通率军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
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便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
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
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
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敞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
今诸侯已经乱了，我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
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
时，正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
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
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
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
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
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
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
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
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
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
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
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
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
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
、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
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
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
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
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
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
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
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
：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
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
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
，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
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
，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
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
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
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
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
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
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
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
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
，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
道路。见诸于实践，便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
，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整个春秋战国两个时代
，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
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
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
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而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
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
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
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
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
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
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
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
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
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与当时楚国相邻的部族，
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部族。化外之民，此
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水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政权形式
，也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种有威胁的权力还是坚
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之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
以及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