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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时节，秦王行营离开邯郸回到了咸阳。
秦国大军依旧驻扎在赵国，由正式擢升为上将军的王翦统帅，立即开始筹划连续攻灭燕国之战事。李斯带着后续抵达的官吏，也开始了稳定赵国民治的新政。期间，秦军间士营探察得一个惊人消息：赵国废太子赵嘉在残余王族护卫下秘密逃往代郡，欲立代国继续抗秦！李斯与秦军诸将异口同声，都主张立即追杀公子嘉逃亡势力。王翦却道：“公子嘉北上代郡，显是要与燕国结盟。代国根基在燕，灭燕则代国失却后援。其时我军从北边包抄后路，灭之易如反掌。此时追杀，若迫使其逃亡匈奴反是大患。”两方对策飞报咸阳，秦王回书曰：“上将军之策甚是稳妥。本王已书令蒙恬：公子嘉不北向匈奴，我则不动；若其北逃匈奴，立即堵截歼灭。”于是，秦军不理会赵嘉的代国，而只一心准备灭燕。
六年之后，公子嘉的代国灭亡，赵国最后一丝火焰也熄灭了。
这是公元前228年冬天的故事。
九、烈乱族性亡强国不亦悲乎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历史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
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历
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
时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
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十一年。
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
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
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
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
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
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
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
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
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
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
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
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
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
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
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
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
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
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
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
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
，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
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
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
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
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
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
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
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
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
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
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
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
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
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
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
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
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
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
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
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
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
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
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
——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
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
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
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
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
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
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业即皋
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第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
，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
之后，大禹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
置，不知所终。由此，赵秦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赵秦
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
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赵秦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
族联合灭夏。其后，赵秦部族便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赵
秦部族两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陲
的方国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
开了。镇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
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却因相对臣服周王国，其
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
并非寻常匠技庶人。，后来因功封于赵城，于是演变为周室功臣的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
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