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文臣都是天然的“保太子党”，听到这个消息全都喜不自禁。册立太子的当天，皇帝借故将太子的二弟汉王、三弟赵王狠狠地处罚了一番。那段时间，汉王朱高熙和赵王朱高燧倒是非常老实。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皇上将宁王的封地改迁为苏州，同时又将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相继内迁。
原来的历史时空中，永乐皇帝在内迁宁王之后又将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为了经营大宁，太祖朱元璋曾花费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为了对付纳哈出，朱元璋下令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四城，并驻兵防守，随之，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以木榆、会州、新城等卫隶之。洪武二十四年，宁王就藩大宁，又增置卫所十余处。朱元璋甚至在大宁卫设立儒学，教授武官子弟，设教授训导，“仍选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并“颁经书，以广文教”。这些，在永乐皇帝下令拔大宁于保定后，全被取消了，大宁“遂为空城”。太祖的心血被成祖这个不肖子给败坏了。
在明成祖看来，自己是普天下之主。既然四海一家、无分内外，那么大宁直接归中央管辖还是归兀良哈控制有什么区别呢？更何况，不听话打就是了，他还怕打不赢？！反倒是平日在大宁、宣府、辽东这第一道防线布置重兵会消耗更多的粮食……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就已经足够了。
朱棣的信心倒也不比燕王弱，但作为穿越者，他却知道放弃第一道防线对后世子孙而言几乎可以算是一种灾难。既然如此，他自然不肯放弃大宁、宣府、辽东一线的卫所。考虑到塞王内迁了，而边关的将士们仍然需要留在寒苦危险之地保卫边疆，朱棣便派遣三儿子赵王朱高燧巡视大宁、宣府、广宁三地，以便鼓舞当地将士的士气。
朱棣的原意如此，但在一些过于敏感的人眼中，朱棣此举却有着更多的深意——反正，朱高熙已经因为朱棣的这个决定又重新活跃了起来。大约这件事在他的解读中，代表着朱棣立朱高炽为太子只是因为不得已，但实际上父亲还是更看重另外两个儿子的能力——就军事能力而言，朱高熙自信绝不会输给自己的两个兄弟！
朱高熙固然本身就有野心，但如果没有武将集团的推波助澜，他也不会拥有那么大的能量。
武将集团挑选朱高熙作为利益代言人其实是很正常的选择。
首先，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熙作为朱棣的左右手，与朱棣麾下的大将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即便是选个村长，村民也会更倾向于与自己关系更亲密的。
其次，靖难之役中先后投向燕王的武将们，大多不是因为什么大势所趋——毕竟直到靖难之役结束的前一刻，燕王的综合实力也仍然远远不及朝廷。事实上，很多武将之所以投向燕王是因为建文皇帝当政期间逐步提高文官集团的地位，增加文官的权力，相对应的，武将们的地位便逐渐下降，权力逐渐减少。相比之下，高举着“恢复祖制”大旗的燕王自然比建文皇帝更受武将的欢迎。
然而遗憾的是，燕王登基后，虽说军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高级武将的利益却反而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就政治权力而言，永乐皇帝禁止军队干涉政治也就罢了，毕竟洪武皇帝本来就反对武将参与政治。问题是永乐皇帝规定：普通士兵以及低级军官的违法犯罪问题统一归隶属于一字并肩王一系的宪兵系统管理。以往高级将领们专横跋扈有着足够的底气，毕竟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并不是说着玩的。
比如说“呼名不应，点时不到，违期不至，动改师律，此谓慢军，犯者斩之。”瞧瞧多简单，集合时迟到了就可以斩。
比如说“出越行伍，搀前越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谓乱军，犯者斩之。”集合时不迟到不意味着没事，没站整齐也不行。
比如说“扬声笑语，蔑视禁约，驰突军门，此谓轻军，犯者斩之。”没怨言也可以鸡蛋里面挑骨头——主将面前“扬声笑语”也是可以斩的。
比如说“调用之际，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谓狠军，犯者斩之。”在主将面前扬声笑语是谓轻军，斩之。可是在主将面前“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谓狠军”，同样斩之。归根结底，在主将面前无论你是高兴还是烦恼都得憋着，不然小命难保。
比如说“所用兵器，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不利，旗帜凋弊，此谓欺军，犯者斩之。”这些禁律针对的范围更广，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将士能够一辈子将武器都保养得很好？
比如说“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更教难制，此谓构军，犯者斩之。”这下更好，只要是对主将有怨言就可以斩。
总而言之，高级将领若真的想陷害某个下级，只要不顾忌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那便很容易以军法的名义干掉对方。然而宪兵系统横空出世后，高级将领们再想要草菅人命就不象以前那么容易了。倒也不是说宪兵行使军法会比高级将领仁慈，只是，高级将领们想要借行使军法的由头掺杂私意却困难得多。
就收入而言，实施了新的考核制度后，小旗、总旗、百户这些低级军官的位置不再象以前那么稳固，但至少收入剧增。相比之下，高级军官却损失大了：不能随意奴役普通军户，不能吃空饷，不能喝兵血（克扣下级军饷）——毕竟有宪兵在那里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宪兵固然无权直接处置百户以上级别的军人，但宪兵隶属于一字并肩王一系，不归高级将领直接管辖，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将中高级军官的违法犯罪行为报告给上级。
综合起来说，那些没有太强烈权力欲望并且对金钱不太贪婪的将领们会觉得很满足，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而且除了以前原有的俸禄外，还可以额外获得与级别相应的养廉银。但过于热衷于权力和金钱的将领则会心生不满，因为他们的权力减少了，而且即便加上养廉银，收入也比以前要少。
这部分将领虽说不满，但是让他们起兵造反却是想也不敢想的。不说造皇帝的反对于这个时代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念头，也不说朱棣本人的军事造诣在当世也罕逢敌手，只说凭当时的军户制度，由于士兵并非将领的私兵，因此得到了足够好处的普通军户和低级军官根本就不会跟着将领们造反。只要是精神正常的人，就绝不会将主意打在朱棣头上。
那么，该怎么办呢？
第十六章 太子入阁（下）
指望太子继位后改变永乐皇帝的那些政策？这种想法同样很荒谬。要知道，太子深受文官集团的拥护，他继位后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地提高武将的待遇呢？
所以，这伙人便不约而同将目光落到了与武将集团关系密切的汉王朱高熙身上。
一边是想当皇帝，另一边是想让这个人当皇帝，目标一致的两伙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于是迅速打得火热。
对于朱高熙的小动作，朱棣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他不仅提前完全恢复了锦衣卫系统的原有功能，而且还提前成立了东厂。如今的朱棣，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甚至比原来那个历史时空中同期的永乐皇帝还要强。
知道朱高熙强烈想要取代朱高炽后，朱棣并没有大发雷霆。
当初朱棣提前册立太子是为了避免内耗，可是现在看来，尽管身为皇帝，可某些事情的发展却并不以他个人意志而发生改变。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显然非常正确。朱高熙这家伙本来就狂妄自大，靖难之役时又因为燕王的那句“勉之，世子多疾”，更是认为朱棣的一切应该由他继承。
朱高熙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性格已经定形。到了如今这种地步，朱棣也着实没办法避免自己死后骨肉相残的悲剧。
朱高炽还好说，确实是个仁厚的人，可朱瞻基却不那么好说话。上次朱瞻基和朱文圭斗蟋蟀玩，朱文圭一时激动拍死了朱瞻基的蟋蟀，结果朱瞻基立即毫不客气上前推了朱文圭一把。俗话说三岁看到老，朱瞻基连走路都不稳当的孩子都并不忍让，又怎么可能对一心想篡夺皇位的朱高熙产生任何怜悯呢？
既然没办法禁止朱高熙觊觎太子之位，那么，朱棣也就只能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了。
“只要朱高熙不采用造反或是刺杀之类过于激烈的暴力手段，干脆让朱高熙充当太子的磨刀石也好。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朱棣在军队方面的改革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个脓包儿现在不挤，将来怕就更难收拾。对朱高熙稍稍放任一些，他便能够吸引更多对新政心怀不满的将领自己冒出来，到时候一网打尽也可以节省很多精力。”
大约是受这具身体原主人的影响吧，朱棣倒也不是没有给过朱高熙善始善终的机会：提前将他封往云南。
如果朱高熙能够悬崖勒马，那便一切都好说。可惜的是，虽然确定封地的时间提前了，但朱高熙的反应却没有任何变化——他向朱棣不断诉苦，说自己又没有犯错，凭什么要去云南（当时云南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反复劝说，赖着就是不走。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永乐皇帝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加上他也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儿子，便收回了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去北方巡视边界（当时尚未迁都）。在跟随永乐巡边时，朱高煦表现良好，深得永乐欢心，高兴之余，永乐便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之地。朱高煦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告诉永乐，自己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京城。
但是在这个时空里，朱棣却没说什么废话，而是很干脆地默认了朱高熙赖在京城不走的行为。
朱棣知道，他的这种放任态度会给了外界一个错误信号，一些犹豫不决的将领和文臣可能会因为这个错误的信号而站错队。不过朱棣绝对不会因此而内疚：拔亮烛火会诱使更多的飞蛾扑火，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