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他们的利益不仅合法化，更要道德化。
袁崇焕对吕纯如极客气，不管吕纯如本心如何，这个人怎样，他都是感念在心的。三人寒暄之后，一同向里面走去。
酒宴早已备下，到了饭厅，三人分宾主落座。
钱龙锡现在的处境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春风得意，皇帝对他很是信任。辅现在虽然是周道登，但那不过就是个摆设。新皇帝辅换的特勤，这才一年不到，黄立极、施凤来、李国甫、来宗道、周道登，都换了五个了。瞧这架势，说不定周道登明天就得滚蛋。而周道登要是走了，那辅之位除了他，还有谁？
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愁的可以，因为阉党的事儿实际上是他在查。这可是个大得罪人的活儿，但皇帝咬住不放，就只能查下去。可一旦查下去，对他那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牵连太广了。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查个阉党的事儿，它牵连地比这更广，因为它涉及到党争。
英明神武地魏公公倒台之后，接下来自然是要清查阉党，但满朝上下，凡是在职的，哪个能和阉党脱得了关系？所以查处阉党这事儿打击面太大，这活儿那真是人人都比之唯恐不及。
一开始，这倒霉差事由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负责，但这俩小子本身就是正牌的阉党分子。所以由他们查，自然是向着能拖就拖，法不责众的方向努力前进。
最先查处地当然是罪大恶极的恶分子。
魏忠贤、客氏，以及这二位的亲属，他们是被干倒地第一批，那接下来的恶分子就是五虎和五彪了。
五虎是文臣，他们分别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龙。
五彪是武官，他们分别是：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寰。
经两位阉党同仁刑部尚书苏茂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的审查，最后他们给出的结果是：崔呈秀已死，不再追究，其他九人中，田尔耕、许显纯曾参与调查杨涟、左光斗等人地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
苏茂相和曹思诚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倒不是他们真有什么兔死狐悲之心，而实在是因为真的要追查下去，那就一定会追到他们身上，所以保别人，也就是保他们自己。
对这样的结果，崇祯很不满意，他下令继续查。
皇帝既然表态，自然得继续查下去，而且不能怠慢，结果很快就上来了，这次严重了些：除崔呈秀已死外，田尔耕、许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是离其住处最近的卫所。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五千两，吴淳夫三千两，李龙、田吉各一千两。
结案。
崇祯还是不满意，于是他让礼部尚书王永光接着审查阉党，但王永光死活不干，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此项重任。
谁都不愿干，崇祯就自己干，他做出最终裁决：田吉，杀！吴淳夫，杀！倪文焕，杀！田尔耕，杀！许显纯，杀！崔应元，杀！孙云鹤，杀！杨寰，杀！李龙，杀！崔呈秀，已死，挖出来，戳尸！以上十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左都御史曹思诚，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
事情到了这儿并没有完结，而是才刚刚开始，崇祯随即又下令：由乔允升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钱龙锡、韩旷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不可放过。
钱龙锡是阁臣，而韩旷不是，所以这活儿的主要负责人自然非他莫属，推也推不掉。
皇帝虽然年轻，但极认真，几次较量之后，钱龙锡彻底死了心，不得不按照皇帝的心思侦办阉党。但也因此，钱龙锡明白，自己危险了，一旦将来要是有了什么散失，那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事情到了这一步，实际上，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党争又来了。
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地政治团体，虽然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打击非常沉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动摇东林党地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不管被阉党迫害死多少人，东林党始终都是在的，而且力量也并没有被削弱多少。
阉党对东林党地迫害极为深重，所以朝堂上的阉党中人最怕地还不是皇帝，他们最怕地是东林党复起。现在表面上看皇帝追得很凶，但实际地打击面不会太大，可一旦东林党人复起，那他们的好日子可就算彻底到头了。
最先开炮的是倪元璐，钱龙锡相信，倪元璐的作为决不会是个人地孤立的行动，倪元璐的背后一定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既倒，那照惯例，受魏忠贤迫害地自然就是好人，自然就得翻案，得给人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甚或再上层楼。
这绝对不行！
最先跳出来的是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他力主魏案到此结束，同时竭力阻止东林党人复出。他认为，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崔呈秀等人也差不多，都是“邪党”。不能因为魏忠贤主持局面、迫害过东林党人，就能证明东林党人不是奸党。东林党这个前朝钦定的案子不能翻！
杨维垣既然先跳了出来，那东林党方面的人自然也要跳出来，这个跳出来地东林党人就是倪元璐。
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壬戌科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即位后，升为编修。
这位倪编修看不惯杨维垣的这种做法，便给崇祯帝上了一疏，为东林党辩护，他说：“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
不仅如此，倪元璐又进一步阐述，他说，读书人处世立身，宁可矫激，也不能忘廉耻。如果以“假借”、“矫激”为大错，那么就会有人公然背叛名义，忘却廉耻，所以才会有天启年间那种天下为魏、崔歌功颂德的场面。而大家还自我安慰，说什么“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造成了天启年间无所不为的局面。现在朝廷竟能原谅这些随波逐流之辈，却不肯替那些刚正不阿的东林党说句公道话！
这话当然不是很中听，什么
未化，正气为伸？这大有藐视明主之意，不过，崇>；
第一百五十八章 召对
帝同朝臣会见，大致分礼仪性的和办公性的两种。
礼仪性常朝，如元旦、冬至、万寿节等重大节日，平常例行的三、六、九常朝则是半礼仪性的，既有礼仪色彩，也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朝政。
真正的办公会议不会在正殿举行，因为正殿中森严的局面和繁复的礼仪利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实质性的办公会议多半是在中极殿西面的后左门，那儿是前殿和寝殿的结合部，不是正式殿堂，对君臣都比较方便。
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既要讨论眼前平息可能闹饷兵变的办法，还要策划长期平辽安边的方略，自然是在这里会面比较合适。
由于后左门地处正殿区三层丹墀的边缘，宫中俗称平台，所以被皇帝在此处召见，朝臣称之为“平台召对”。
在这里安排一次召对十分不容易，既不能打乱皇上的正常日程，也不能影响各衙门的日常事务，上上下下都要费许多周折，所以钱龙锡跑了好几天才把事情安排妥当。
最后，平台召对的日子定在了七月十四。
袁崇焕是钱龙锡举荐的，事情又都是他安排的，所以袁崇焕入宫，还是要由钱龙锡带着。
钱龙锡坐轿，袁崇焕骑马，到了宫门之外，两人下轿的下轿，下马的下马，然后并肩向宫里走去。
在经过长长的空旷的大典广场之时，钱龙锡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低声道：“袁大人，有件事你要特别注意。”
袁崇焕一愣。问道：“阁老大人。什么事？”
钱龙锡道：“待会儿在皇上面前。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要什么就要什么。粮饷衣甲军器什么地。不管多少。随你开口。但要千万记着。绝对不能提内帑地事儿。”
袁崇焕吃了一惊。
关于内帑。传言甚多。说什么有多达数千万两之巨。这个他是不信地。以前在辽东之时。因为军饷匮乏。所以他也打过内帑地注意。因而专门研究过。以他地估算。就算一分不花积聚到今天。内也决不会超过一千万两。至于传言地数千万两。那纯粹是扯淡。根本就不可能。而之所以会有这个数字。这都是东林党那帮人弄地鬼。目地就是为阻止矿税而要加意丑化这件事。丑化万历皇帝。
内帑是皇帝地私房钱。万历皇帝自然是要花掉一部分地。单单是为了他最宠爱地三儿子大婚。一次就花去了三十万两银子。以后常常还有大量赏赐。光宗皇帝接手后。也花掉一百多万两。天启皇帝地私房钱那自然就是魏忠贤地私房钱。也一定没少霍霍。所以。到了崇祯手里。内要是还能有个几百万两那就是烧高香了。
只是。袁崇焕不明白。一个这么大有为地君主。怎么会把内帑视为禁忌？
说实话，钱龙锡也不太明白皇帝是怎么想的，而且多了也不便说，他只是道：“内帑是应急用的，皇帝或许认为，如果只盯着内帑，只指望着内帑，那朝廷还能干什么。所以，袁大人，你只要记着不能说内这事儿就可以了。”
这倒是个理由，但也还是有些牵强，不过这个时候也确实不好多说什么。袁崇焕点了点头，和钱龙锡并肩向平台方向快步走去。
到了这儿，就距平台不远了。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平台。
大太监王承恩就在平台外面等着他们，见二人匆匆走来，王承恩急忙迎上前去，说道：“钱大人、袁大人，皇上已经在里面了，快请！”
臣子岂能让皇上等候！瞬间，钱龙锡就将袁崇焕甩在了后面，进到平台里，额头上浮现出一丝晶亮地汗迹。
崇祯皇帝很随意地坐在龙椅上，泰然自若，谈笑风生。
参加召见的还有内阁大学士周道登、刘鸿训、李标，以及九卿科道官员等，他们俱都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