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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中国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在十多年后，丝毫没有改观。2005年8月12日至17日，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正值当地遭受罕见的高温天气，整个行程十分艰苦。日本孩子个个身背巨大的行囊，当地随行的人员看到日本孩子瘦小的身体却背着与其不相称的包裹，想要帮忙，却立即遭到严辞拒绝，日本孩子觉得受到了侮辱。同行的中国孩子却叫苦不迭，队伍中手机铃声不断，全部都是中国孩子在向家长诉苦……
一年来，国外的媒体在热烈关注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独生子女作了相当的讨论。其间的种种分析，不无道理，却并不切中要害。我们的“垮掉”，难道仅仅是因为是“独生”吗？家长从小的溺爱与小皇帝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为什么我们没有从社会得到更正确的影响？聪明如我们，难道就不曾向家庭以外寻求精神给养？
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中国主流精神的缺失！
当今社会里，我们找不到偶像。父辈们崇拜领袖，崇拜革命先驱，信仰或真诚至今，或被自己完全否定。而我们，幼时的偶像如雷锋、赖宁，已经在当代拜金主义的大潮中模糊远去，而我们生长的改革开放的时代，使我们对领袖和革命先驱也没有了的虚伪的热情。我们的偶像在哪里？早期的港台明星，八十年代的几位先锋诗人，国际上的体育巨星，影视大腕，著名政治家，企业家……一一数来，又有几个真正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真正能扛得起中国青年一代狂热的**和梦想，有几个能指明我们成长的方向？我们急切地需要崇拜什么，但是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崇拜？成功的政治家背后是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网，成功的企业家背后是羞于启齿的资本原始积累历史，成功的娱乐明星背后是整个娱乐产业那吞噬金钱的贪婪的嘴。我们在成功人士面前迷茫了。成功到底是什么？
于是，当超级女声到来时，中国沸腾了。需要偶像、需要崇拜、需要精神寄托的我们，以及比我们更年轻和更年长的中国人，统统被点燃了。正如一个朋友在朝我拉票时所说：“帮帮她吧，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在那几个小女孩身上看到了年轻人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寄托了我们自己的影子。而更重要的是，正如《时代周刊》所说，海选是真正民主选拔的过程，虽然大众的评价标准并不完美，但这种民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我没有看超女，一直以为那只不过是小孩子们的玩玩闹，而直到发现周围许多比我年长的朋友也那么真诚地投入，并且感动的时候，才发现，整个社会对这种精神寄托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那几个小女孩身上的积极、自信、勇敢和**的确代表了中国更年轻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不得不佩服湖南卫视的策划人对当今社会需求的深入体会。然而，她们单薄的身躯，又如何能够承载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呢？这只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式的乌托邦。而中国，需要面对的是更沉重、更严肃、更复杂的现实问题。
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儒家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备受责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打倒。**建立了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摆脱外侮。在这方面，他的确功盖千秋。（我们暂且不要假定假如是国民党赢了内战会怎样）但是，他还想建立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新中国，于是一意孤行地推动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建立精神国度远比建立现实国度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费时得多。而他伟人做惯了，以为天下没有办不到的事，甚至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这项伟业，于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文革的手段完全脱离实际，对除了毛以外的一切思想破而不立，最终演变成了民族的一场浩劫。文革清除了孔子在国人心中的位置，却没能成功地树立新的偶像。**知道人民是需要领袖，需要崇拜，需要跟随的，但他却错误地以为他自己可以成为偶像。而中国社会主义开始阶段的现实失败，则粉碎了他精神领袖的宝座。邓小平成功地带领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他同样没能在国人心中树立起新的精神寄托。
孔子走了，**也走了，我们的心里空了。我们追求一切，变得浮躁，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每个人心里都是饥渴而焦灼，却茫然不知所求。说得好听，是信仰多元化，说得不好听，是主流精神的缺失。美国社会是多元的，但是，撇开基督教来看，它在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理想，建国以后的独立宣言以及相生相随的美国梦，实际上发挥了社会主流精神的作用，至今。而我们呢？在伤痕累累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面前，在**层出不穷的官僚体系面前，在制度无力执行不力的法律体系面前，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担负精神寄托的责任，学者们呼唤社会诚信，呼唤道德伦理，说道德心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我们的政府呼唤和谐社会，我们的党开始保鲜。然而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信仰问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托，找不到偶像，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而且继续混乱，毫无好转的迹象。这样下去，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题只会愈演愈烈，任何针对某一方面的应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医改也好，都只能补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
那么，中国的主流文化从何而来？复古与西化之争，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的，行不通的。西化吗？全球化的趋势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强大与先进，我们在炮火中领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战车到底驶向何方？丹布朗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这个掷地有声，然而，至今无解的问题。复古吗？古老的东方智慧带给我们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能还给我们心灵的平静，然而，那套东西是封闭的，无法应对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复旦学生的质问面前，成熟、睿智、博学如李敖者，尚且没有答案。
而现今的年轻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去作出判断，在多元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摸索着前进。有人成为愤青，有人忿而别国，大多数人，则选择了被这个社会同化。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具备同时历史和现实的智慧，既高瞻远瞩，又用务实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而这些人，够吗？与美国、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们足够优秀吗？我们大多数人，又到底何去何从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号称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用了一个多世纪，还没有解决。无论经济如何富足，军事如何强盛，科技如何发达，精神和文化的空虚都使我们无力去标榜一个盛世的存在。
写到现在，疑惑依然。虽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我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部分为结尾。那年，他27岁。在时局艰辛如清末，他的脊梁实在是很挺拔。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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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连载）（196）
之前年轻人指的是形成某种人格的一个生理阶段，但是社会演化现在已经使这个过程成为多余。社会其实已经不需要企业家似的人格特质，日益强化的生产的社会性格所需求的反而是“组织人”。这必然产生的代间差距变成了大灾难的鸿沟，因为新一代比他们几代都要更直观的有社会性，而这个社会性必然遭遇到旧体制的活化石（家长和教师），以及新形式的异化（节奏倍加高亢的高等教育，以及人在大科层里头像螺丝钉的存在）。将年轻人看成一个阶级，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力量，更说明他们遭遇相同的社会背景，甚至是遭遇被剥削的相同境遇。
在中国，18…30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传统年轻人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