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字画则风格淡雅，要么描绘着“孟母三迁”等典故，要么写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格言。这条书画廊，作者全是当地郎溪县郎川书画院里的艺术家。白茅岭监狱教育科长潘春华告诉记者，各地的书画家都把为监狱书画廊创作当作光荣的公益事业。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一闻先生平时一字难求，听说是白茅岭索字，毫不犹豫提笔就写，还跟其他人说：“你们得排在后面。”
监狱做这些事，是想创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服刑人员在优秀的传统中华文化中潜移默化。有的犯人是暴力犯罪，性格十分急躁，监狱偏偏让他们在劳动中做针线活，督促他们学文化、学法律，培养他们下围棋、练书法的兴趣，为的就是磨耐心、养心性。
在监狱里，劳动是强制的，有的犯人宁愿整日劳动也不愿意读书学习，但是狱方不允许，因为学习也是强制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两个小时，就是固定的文化学习时间。“不来上课必须请假，得到各级管教警官的批准。”服刑人员张某说。今年60岁的张某曾经是文秘人员，入狱后做了文化扫盲班的教员。在监狱里，有的犯人甚至完全不识字，张某要教他们写字和四则混合运算。有的人产生厌学、犯难情绪，张某一句话就把人家说服了：“你今后还是不会写个借条？不知道小数点点在哪儿？”
监狱里每个月都有四天以上的休息时间，犯人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比如围棋协会。每逢五一、春节这些节日，围棋赛是少不了的，警官和服刑人员在一张台子上杀得昏天黑地。最近的围棋班开班，招收名额是30人，结果有40多人报名。
在监狱里，每层楼面都有一个宽敞的图书阅览室，服刑人员可以在阅览室里翻阅图书报刊，也可以把书籍借回监房阅读。在每个监区，每年光订阅报刊就得花四、五千元钱，不仅有中央和上海的报刊，还有安徽、四川等地的报纸，为的是让这些省籍的犯人了解家乡的情况。在有的阅览室里，光一本《三字经》就有三、四种版本，有纯古文版，有译文版，更有文配图版本。“我们强调传统文化不是强调高深，而是要让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得到熏陶。”某监区学校的副校长秦卫国告诉记者。
监狱里有一批文艺尖子。服刑人员蒋某酷爱写歌词，入狱前就在写，入狱后在狱方的鼓励下仍旧笔耕不辍。2004年，他的一篇《上海，世界的朋友》获得了《祖国在我心中》全国歌词大赛优秀奖，作品被选入公开出版的集子，组委会给他颁发了一张烫金字的荣誉证书。在监狱里，分监区的中队队歌也是蒋某创作的。入狱一年半以来，蒋某已经在监狱创办的《南岭心声》等内外刊物上发表20多篇作品。不过，蒋某认为，他在服刑期间最大的成就是：今年春节第一次给父母寄贺卡。“过去认为，孝顺就是给他们买买东西，”他说，“现在读了一些书，才领悟到更多。”
今年4月30日凌晨1时45分，皖南山区里的白茅岭监狱被雷霆暴雨笼罩，除了值班警官，绝大多数的人都进入了梦乡。突然，某监区老残犯分监区的一个监房里一阵骚动：一名服刑人员突发心脏病，眼看情势危急。值班警官马上赶到监房门口，组织劳役犯把病人抬上担架，亲自押送到5里路外的监狱医院。他们在滂沱大雨里穿行，等到了医院，外面全是雨水，里面全是汗水。因为送得及时，犯人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现在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
2004年11月的一天夜里，犯人彭某忽然胃出血，导致口鼻喷血不止，管教干警们把他送到医院，一夜都没睡。彭某浑身插满管子，迷糊中就听到中队长跟医生讲了这么一句话：“给他用最好的药，要多少血输多少血。”
“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分监区警官郭云卿说，“越是忙、累、下雨、黑夜，越是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老残犯分监区有191人，其中老年人、残疾人、老病号有167人，集中了白茅岭监狱几乎所有的老残犯。管教犯人本来就是千头万绪，老残犯的事就更多，需要照顾的地方也更多。
老年犯李某犯的是强女罪，出事后儿女嫌名声难听都不认他了，从来不探监。在监狱里，一些犯人也经常取笑他。所以，自从进了监狱，李某就是一个孤单沉默的人，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其他犯人常有亲人接见，还有报喜得了孙子的，老李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每年过年，其他犯人都喜笑颜开地布置监房，惟独李某从不开心，仿佛过年与他无关。今年春节前，管教警官把李某单独叫到办公室，让他坐下，将一盒糖果推到他面前。“你的情况值得关心，”警官说，“这些糖果是干部值班省下来的，我们分出一些给你，作为你的新年礼物！”就在刹那间，李某脸上拨云见日。这年春节，他第一次开心地参加猜灯谜活动。“这是我们主动采取的一个善意举动，”郭云卿说，“我们循着心理学原理去开导他。”
在老残犯分监区，有许多其他监区没有的特有现象。老残犯的伙食是特别搭配的，江浙人吃得偏甜偏淡，中西部人吃得偏咸偏辣。分监区特别重视环保和绿化，处处有盆花盆景，这既培养了犯人的绿化、插花手艺，也清洁了空气。别的犯人平时主要是劳动，老残犯主要是开展文体活动：在助残日文艺演出会上，河南梆子、山东快书、苏州评弹轮番登场；在春节联欢会上，有人把《三国演义》讲得绘声绘色，围棋高手做擂主打“车轮战”，天津杨柳青、安徽阜阳的犯人剪了十二生肖的剪纸；在趣味运动会上，犯人们像孩子一样玩单脚接力跳、篮球投递、接凳子和飞镖……
军警一兵工作室
狱警日记（连载）（87）
狱霸狱霸是指在监狱中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的犯人。它们通常对同狱的犯人进行人身和精神的虐待，其目的是以虐待为乐，或是为了让同狱的人屈服于它们，以为它们提供钱物或服务。自古以来，这种发生在监狱中的现象就有存在，是监狱史上最野蛮、最残忍、最黑暗的现象。在现代国家文明的司法制度下正在消逝。
轰动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解决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牢头狱霸”问题的确长期存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而且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
国内外的许多文学、影视作品，都有对“牢头狱霸”的描写。“牢头狱霸”现象可谓历史悠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监所这样被监视、管制、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环境里，强者对弱者的情绪发泄，或者说弱者成为强者的‘出气筒’和玩物，是维持某些人心理平衡的需要，所以表现得比正常社会更加粗暴、直接和残酷。”三分之二以上的在押人员无家属探望，无人提供财物帮助。他们只能维持最低伙食，还缺少起码的生活用品。而有些家境较好的在押人员，能在伙食上加餐、生活用品相对宽余，由此产生了在押人员之间的“伙吃、伙喝、伙穿、伙用”现象。
“较大的贫富差距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方能通过自己的经济优势与恩惠，诱使处于劣势的一方依附于己，使其自觉自愿成为自己的同伙、打手、帮凶，在监室形成小团伙、小帮派。
一些在押人员在进监所前就是恶势力团伙的头目，有些是“大毒枭”，也有些人好勇斗狠、心狠手辣，曾经杀人放火，在“道”上很有“名气”，这些人往往具有恃强凌弱的心理优势，他们在监所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让同监的其他人“闻风丧胆”。
监管人员说，这些人在任何一个看守所都是被重点看管的对象，但是，如果对他们的管制稍有放松，就如同将豺狼虎豹与绵羊关进一个笼子，弱肉强食在所难免。
“而监管人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在押人员的‘社会地位’与生存处境。”有监管人员透露，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监管人员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往往利用在押人员的差别，让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这样也助长了“牢头狱霸”的形成。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是，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我是当兵的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郑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过3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看守所从“新收”（黑话，指新进看守所的人）混到了号长（即俗称的牢头），几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作了口述。
号里，一个丛林法则的小社会
2001年3月9日上午9点多，我被警察带进了看守所。警察检查完身体，按规定搜走了我的腰带、皮带后，我拎着裤子、光着脚进了“仓”。福州将监舍称作“仓库”，嫌疑人出监、入监称作“进仓”、“出仓”。
大铁门里面，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个人，大家忙着做灯花、编织、穿珠子，后来我知道这是看守所规定的劳动任务。房间有六七米高，只有一个窗户，几乎不见阳光。我的到来让大家很兴奋。“脱衣服，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号长。屋里有个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过关”。凉水浇了二三十桶，3月份还很冷，我全身都冻硬了。
后来我知道“浇头”还算好的，新入号的犯人过关的方式就是挨打，类似《水浒传》里的“杀威棒”。浇完头，号长叫我过去问案情。他听完了之后说了声“很麻烦”，就叫我去劳动。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饭没吃下去。晚上10点多，50厘米高的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地睡了十几个人，这时号长发话了，你睡“海山”吧。“海山”原来是一个豪华宾馆的名字，在这里指的是茅坑，故意讽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