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年龄比较接近的关系，汪虹和赵清很谈得来。她们经常跑到咖啡厅去聊天，海阔天空地神侃。有时汪虹也跟她一起去跑使馆，那时是1992年，签证虽然已经不容易了，但还不像现在这般艰难。偶然也有一个半个签下来，赵清便会高兴地说：“还是鲁迅先生这句话，‘魔鬼的手上，也总有漏光的处所。’咱这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赵清很大方，只要赚了钱，总给汪虹分一份。有时她忙不过来，就把一些容易签的使馆让汪虹去跑，居然也签下一个来。汪虹得了钱，当然也不忘分一份给赵清。两人跑到中餐馆吃了一顿——自己慰劳自己。
有一天下午，她们一同去意大利使馆签证，不巧正碰上使馆放假——一个意大利的节日。阳光明媚，天气晴朗，她们便在使馆区的大草坪上仰面躺下。花香袭人，暖风拂面，白云蓝天，看几羽白鸽自由飞翔，真是惬意得很。忽然，赵清翻过身对汪虹说：
“我们去荷兰吧，怎么样？”
“怎么去？”汪虹问。
“签证呗。总不能偷渡吧？我现在和荷兰使馆的签证官挺熟，他还请我看过一次歌剧呢。”赵清说。
“去了怎么生活呢？”汪虹又问。
“想那么多干嘛？车到山前必有路，实在不行就嫁人。”赵清说。
“嫁人？”汪虹一下坐起来，“你不要国内的男朋友啦？”
“我不想回国了。”她迟疑了一下，又问：“我是不是变坏了？”
“我也不知道。”汪虹茫然地回答。
以老板娘的爽朗性格自然和瓦哈洛娃极为相投，她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一位娶了法国太太，入了法国籍的台湾作家从巴黎来布拉格看望瓦哈洛娃，她就带他一起来吃上海菜。
这位先生既穷且酸，本来也住不起酒店，就在瓦哈洛娃家当“厅长”，老板娘豪爽好客，便留他住下。
他看看瓦哈洛娃，问好吗？
瓦哈洛娃说没关系，他便欣然接受，在老板娘这里住了下来。
这是一个怪人，不会笑，话也很少，成天摆着一副刚死了娘的伤感样子给人看。每天晚上抱一大堆啤酒进房间，早晨就扫出一堆空啤酒瓶和一堆烟头。赵清陪他逛了几次街，他竟然当众宣布爱上她了。
“仆街！衰仔！”羞得赵清两颊飞红，恨恨的把广东话都骂出来了。
赵清告诉汪虹，出去逛街累了，他说要去喝啤酒，便领他进了一个酒吧。哪里想到他把赵清的手抓住不放当了下酒菜——喝一口吻一下。
“又‘咸湿’又‘黏线’！”赵清说。
汪虹大笑。
赵清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他因此而更加伤感，一天到晚喝啤酒，连门都不出。除了吃饭，永远无精打彩。有一回他一边喝啤酒一边跟汪虹聊天，说他伤感之旅的下一站是莫斯科，那儿有一个他深爱着也深爱着他的俄罗斯姑娘。他拿出相片给汪虹看，果然是一个美丽的洋妞儿。汪虹只说了一句真漂亮，他就立刻眼泪汪汪。
瓦哈洛娃担心她的客人太寂寞，便带他去美丽的卡罗维伐利温泉城玩儿——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节正在那儿举行。
瓦哈洛娃让赵清和汪虹也一起去。
赵清不想去，汪虹硬拽着她去了。
先坐地铁到火车站。在地铁口碰到查票的了——捷克的地铁没人收票，但偶然会在地铁口查票。也不是人人查，专拣那不顺眼的查。伤感的作家正要往出走，查票的汉子挡住了路，用英语说：“对不起，请出示您的车票。”
伤感的作家突然愤怒了，他用英语对查票的汉子大声说：“为什么偏偏查我？你不就是认为我是中国人吗？你错了，我是法国人！”
查票的汉子愣住了，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发火？于是彬彬有礼地向这位法国人解释，“首先我并没有认为您是中国人——当然，我也没有认为您是法国人——我还以为您是日本人呢。我的国家赋予我的职责就是站在这里查验车票而不必过问乘客的来历。只要是地铁的乘客，我就有权查票，外星人也不例外。”
赵清咬着汪虹的耳朵：“真丢人。”
伤感的法国人阴沉着脸到了卡罗维伐利，美丽的景致与各国女明星的婀娜身影使他慢慢高兴起来。在一处“NoSmoking！”的标志下面，他潇洒地掏出香烟点上了火。
汪虹和赵清不敢提醒他。
连瓦哈洛娃也不作声。
可是捷克人不怕。刚吸了一口，一个捷克人走过来，告诉他这里不许吸烟，并指给他看那牌子。
法国人又被激怒了，他大声说他不能忍受对中国人的歧视，并再次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法国国籍。
烟还是没有抽成——法国人并不能够例外。
大家都兴趣索然，草草结束了游览。
在回布拉格的列车上，沉默不语的法国人突然开了口，他质问般地问赵清：“你们为什么能够忍受捷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为什么在我对他们的歧视表示抗议的时候不站出来为我说话？我是在为你们争平等呀！”
赵清淡淡一笑，说：“首先我们没有认为查验车票和在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制止不守公德的吸烟者是种族歧视，其次，即便真的歧视中国人我们也不用法国人来为我们争平等。”
大家一时无语。
伤感的法国人走了，他去莫斯科寻找爱情。
美丽的赵清也走了，她去荷兰开辟新生活。
她再次邀请汪虹一同前往，但汪虹没有去——她不具备赵清的勇气。走的那天，汪虹去机场送行，两人在登机口前紧紧拥抱。赵清说：“我一安定了就给你打电话。”
汪虹含泪点头，“我等着你的消息。”
赵清没来过电话。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第八章 布拉格没有爱情
有一天，瓦哈洛娃来了，后边还跟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见了汪虹就叫姐。
汪虹吓了一跳，忙问大姑这是谁呀这么生猛？大姑说他姓郎，是从哈尔滨来的，刚到没几天，我正在帮他注册公司办绿卡。今天没事儿，听我说你在这儿，就跟着来了。
就这么认识了。
这小郎年龄虽然不大，才22岁，可阅历满丰富的。家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乡下，从小就一个人在哈尔滨混，五行八作全懂。别看他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却非常喜欢西洋歌剧。他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铿镪如青铜之声，冷不丁来一嗓子，人人都得吃惊。
小郎嘴甜。自打认识了瓦哈洛娃，他就认定了这位老太太能够在异国保护和帮助他，便缠着要认瓦哈洛娃做干妈。瓦哈洛娃说这可不行，用大陆的话讲叫不合国情。可小郎不管，人前人后就干妈干妈地叫。人后没关系，听着腻就是了，人前瓦哈洛娃可就脸上挂不住了——要是在捷克人前也没关系，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可瓦哈洛娃成天和一帮中国人攒，人家听了还以为她真的收了个干儿子呢。瓦哈洛娃说了他几回，人前是不叫了，人后照样，也只能由他去了。如今凭空又添了个姐姐，改在这儿腻了，一天到晚总往汪虹这儿跑。汪虹熨衣服，他也帮着熨，甚至比汪虹熨得还好还快；汪虹摘线头，他也帮着摘，甚至比汪虹摘得还细致还干净。汪虹把服装批发给客户，他帮着按计算器讨价还价。汪虹吃惊，问：“你怎么会干这个？”他微笑不语。吃饭他也不客气，用不着人让，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夸老板娘菜烧得地道，老板娘心里舒服得没法讲。吃过饭就去刷锅，谁也拦不住。刷完锅就又去干活儿，汪虹还歇着呢，他自己干。老板娘真喜欢这勤快孩子，端一杯香茶过去，说：“小郎呀，你还不如来给我打工呢。”小郎抬头一笑，说不，我是帮我姐干呢。
把个汪虹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小郎请汪虹到酒吧小坐。俩人慢慢啜着啤酒，海阔天空地神聊。汪虹问：“你是怎么想起出国的？”
小郎说：“我是先到的俄罗斯。说来话长呀，哈尔滨的俄国人很多，旧建筑也全部是俄罗斯风格，号称东方莫斯科嘛。俄国人多，做俄国人生意的也就多。俄国人来哈尔滨就是买服装，我那时给一个老板打工，干的就是给俄国人批发服装的活儿。”
汪虹笑了，“怪不得你又会熨又会叠，还会讨价还价。”
“我喜欢俄国人，”小郎喝口啤酒，继续说：“他们诚实，让中国人看就是傻，好蒙。中国人骗老毛子的事儿我见得多了，卖给人家的皮夹克，是用墨染的，下点儿小雨就往下淌墨汁，弄得老毛子两手黑糊糊的；卖给人家的文化衫，洗一水抽一截儿，洗一水抽一截儿，弄得人家一个大老爷儿们穿件露脐装满街走；卖给人家的羽绒服，臭得一塌糊涂不说，还疙瘩溜秋的。老毛子左一摸，右一摸，摸出个鸡头来。这还算小意思，一万两万美金让中国人切走的我也没少见。”
汪虹叹气。
“可你看俄国人是什么样？有一天中午，我正和老板在小馆儿吃饭呢，三个俄国人追来要货——都是老客户了。老板说你们先在外边儿等会儿，我们这就吃完了。给他们买了三瓶啤酒，他们就蹲在外边儿喝。就为这三瓶啤酒，我动了到俄罗斯的念头。”
“怎么回事儿？”汪虹问。
“我在里边儿瞅着呢，啤酒早喝完了，可他们不知道该把啤酒瓶扔哪儿。四下看看，也没有垃圾箱。要是咱中国人，逮哪儿扔哪儿，他们不，就在手里攥着。我就想了，他们那国家不定多好呢，穷富先不说，人民的素质多高呀。”
“你于是就跟他们走了？”
“哪儿那么简单呀。我店里经常有一个叫玛拉的俄罗斯姑娘来买货，她家在哈巴罗夫斯克，离哈尔滨不太远。这姑娘可真漂亮，尤其是那双眼睛，蓝蓝的，像大海一样，看不见底儿。她会说几句汉语，我会说几句俄语。她比我大三岁，叫我弟弟，我叫她玛什卡姐姐。玛什卡是她的爱称。她从不和我讨价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