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哈洛娃后来对我诉说过同胞们的恶劣行径对她的刺激。她三十多年没见过黄皮肤了，冷不丁一下来了这么多，她心里高兴得没法说。走到大街上只要碰见中国人就问要不要帮助？所有的帮助都是无偿的。我亲眼见过她给一个北京女士到警察局办理绿卡延期，所有的文件包括住房合同都是她无偿提供的，她早早来警察局排队，而那位女士却还在家酣睡。等那女士来了以后，她让那女士排队而她匆匆跑到外面买了一大盒巧克力作为送给办事警察的礼物——是她自己的钱，那女士是布拉格最穷困的中国人之一。可同胞们却认为她是一个傻瓜，没完没了地骗她。她对我说，他们不像她那会儿的中国人。我说当然，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新一代。她的心渐渐凉了，她开始赚同胞的钱，不再为曹先生的公司办任何事，客户也都被她带到其他公司。
最终成了一个富婆。
汪虹搬进了自己的小房子，开始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交房租和电话费的日子。出国至今，独立生活是头一回。
小郎可高兴了，汪虹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爱了吗？汪虹却心事挺重，她推开小郎，说这样闲着可不行呀，得挣钱。小郎安慰她，没关系，休息几天咱们一块儿干。
一块儿干，干什么呢？小郎幻想着赚了钱去学歌剧，可两手空空，拿什么去赚钱呢？
汪虹甚至有点后悔，后悔不该从曹先生那里赌气出来。
她忽然想起了林小兰，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好是林小兰在接。她高兴极了，问你现在怎么样呀？那头儿也很高兴，说这半年你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来看看就知道了，现在就来，我都要闷死了！
汪虹穿戴整齐地进了地铁。
林小兰是她刚到布拉格不久通过大姑认识的。她是北京人，岁数已经挺大了，四十出头吧。但她特显年轻，而且漂亮。她离婚了，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夫在北京。她当时正跟一个捷克出租司机同居，那司机已经很老了，他不相信这个漂亮的中国女人会爱上他这样一个老头子，认为她一定别有目的，因此他多次拒绝林小兰的结婚要求，只愿意同居。林小兰毫无办法，只好按他的意愿，在他的这幢虽然老旧但仍十分舒适的大HOUSE里同居了。
汪虹按了门铃，林小兰笑盈盈的从屋里出来开门。第一句话就是“我结婚了！”幸福之情充溢在眉宇之间。
汪虹当时并不能感受嫁一个捷克人有什么特别的幸福，她在沙发上坐定，笑着说：“那我祝贺你。”
林小兰给汪虹沏上茶，又把一堆相片拿给她，感慨万端地说：“看吧，经过大半年的反复较量，我的第一次战役获得彻底胜利。毛主席怎么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汪虹年轻，没经过那个所有中国人都把毛选背得滚瓜烂熟的荒诞年代，自然也不明白林小兰在说什么。她只顾低头翻看相片，所有照片的背景都在这所房子或花园里，小兰衣着单薄，妩媚动人，甚至还有一张裸体照片，背景是花园里怒放着的山楂树。
“行啊你，够开放的。”汪虹笑着说。
“往下看。”小兰说。
下面是小兰的婚礼照片，婚礼按西俗在教堂举行，小兰穿着漂亮的婚纱，周围全是丈夫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中国人。
汪虹问她：“你是怎么想起嫁捷克人的？”
“这是我的既定目标之一。”小兰微微一笑，“我很清醒，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我不能和共产党的世家子弟比——他们有永远花不完的钱；我不能和浙江农民比——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一天也不能忍受；我也不能和雅宝路出来的倒爷儿比——没有人家的路子和经验。既然要在国外生存，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简单地说，得有吃有住。首先是住，一个月万把克郎的房租咱们可受不了。怎么解决？结婚。干嘛瞪这么大眼睛？既然结婚是目的，那么跟谁结都无所谓。我交过好几个捷克男朋友，都没成功。这欧洲人也别扭，怕结婚。跟你谈情说爱行，一提结婚，撒腿就跑。”
她笑笑，点上一根烟，又把客厅的窗子打开，说：“我老公不喜欢闻烟味儿。”
汪虹说：“你还挺在意他啊？”
“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嘛。”她继续说：“在国内时我就读过一些嫁了老外的女人写的书，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什么《嫁做洋人妇》，说她们是如何如何幸福，全是鬼话。你根本不可能幸福，你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注定了这一点。刚来的时候，我几乎夜夜失眠。我最讨厌港台流行歌曲了，但有一首歌天天在我心里唱——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
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
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
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
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
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
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开始结交男朋友，你大姑给我介绍过两个，我自己认识了一个，都不行。不是人不好，人都挺好，都是绅士——进餐馆要为你挪椅子，出门时要为你穿大衣，下车时要跑过来为你开门，还经常送花给你。没错，中国男人根本做不到。但是，中国男人很容易就做到的，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咱们是中国女人，天生就没那么多浪漫情怀。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就行了，给我那么些浪漫有什么用？跟这些欧洲男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与我们根本不同。他们追求并营造浪漫的生活，总是在恋爱中寻找快乐。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他们就一起去玩儿，如果愿意，就做爱。然后，当双方感到能给彼此带来幸福时，他们就结婚，并期待永久的幸福。当性欲消退的时候，当幸福不再的时候，当生活尽显单调乏味的时候，婚姻就亮起了红灯……和我约会的老外包括我这个老公，他们会常常送我玫瑰花，带我去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参观博物馆，给我讲甜蜜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爱你’。然而，当你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时候，他们绝不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如果你真的病了，他们会很有礼貌地说，这真遗憾。然后就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忍受煎熬，因为你已经不好玩儿了，而且生病是你个人的痛苦，这是一个不允许把个人的痛苦让别人分担的社会。哪个中国男人能这样做？还有，一般说来，他们夫妻之间经济是完全独立的。你不能指望他们会像中国丈夫那样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太太，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们也不会占太太的便宜，合理的分担生活费用。”
“他也这样吗？”汪虹问。
“当然。”小兰回答。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语言又不通。”汪虹觉得奇怪。
“他有一点点英语，我也有一点点英语，完全不够用。我现在捷语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可以沟通。刚认识的时候才费劲呢，那是在一个捷克朋友举办的舞会上，别看他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年龄又大——他都快60岁了。可你别说，男人还真不怕老，一脸的沧桑，那才叫帅。舞跳得好极了，全场就看他了，连个合适的舞伴也没有——捷克女人跳交际舞绝对不行。朋友跟我说，这人老婆死了，如今是单身。我心就动了，主动上前请他跳舞。他开头还不信我能伴他的舞，走了几步，他信了，紧接着我俩就满场飞，没有一支曲子不跳的。后来大伙都不跳了，腾开场地看我俩跳，成表演了。舞会结束，我正想用什么办法约他出去呢，他倒先说要请我去喝咖啡。全世界都说‘咖啡’，是人就能听懂，我就溜儿溜儿地去了。一边喝一边用仅有的那点英语瞎聊，我问他：‘太太在家里？’他摇摇头，说太太已经去世了。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他太太死了，否则我跟他喝的哪门子咖啡？连舞也不跟他跳！我就做出一副又吃惊又痛苦的表情给他看。我告诉你怎么做，没准儿以后能用着——先张开嘴，然后慢慢皱眉头。过一会儿，我轻轻拍拍他的手背，叹口气。没想到他比我还急，一下子就把我手给抓住了。然后问我，你的丈夫在哪里？我摇摇头，也不会说‘离婚’这个词儿，就说和你太太一样。他也向我表示哀悼，我心想我老公现在正刷牙洗脸呢，也不知打喷嚏没。接着他就说Weletomyhome。’
“当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的他，心想，这是我把他拿下了还是他把我拿下了？胜败未卜，天亮再说吧。我一翻身又沉沉睡去。
“早晨起床，洗漱完毕，喝了杯牛奶吃了片面包，他笑眯眯地拿着车钥匙问我去什么地方，他可以送我。我笑着说我哪儿也不去，这里就是‘Myhome。’又比划开车的样子。我明白他让朋友过来，便说OK。
“也就半个小时，门铃响了。他出去开门，领进一位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太太来。老太太一开口下我一跳——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原来她是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援华的捷克专家夫人，专门学过汉语的。他给老太太端来咖啡，又说了一顿话，老太太边听边笑着看我，然后对我说：‘诺瓦克先生让我问问你为什么爱他？他还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时才知道他叫诺瓦克。我说我叫林小兰，我爱诺瓦克先生是因为他人很漂亮，舞跳得好极了。你想吧，刚认识一个晚上，我能知道他有什么优点呀。老太太笑着把我的话翻译过去，没想到把个老诺瓦克得意得不行，又说了一顿话。老太太对我说，‘诺瓦克先生说你可以住在这里，他也很喜欢你，但是他不能跟你结婚，因为结婚是个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填很多表格，在很多文件上签字，而且还有财产问题，总之很麻烦。他问你是不是同意这样？’我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