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地区、关中地区，或者还要加上李俨的大军日后收复的地区，李俨的改革范围也就仅只与此了。各藩镇的地盘自然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改革，而其他朝廷控制的地区，由于朝廷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当地的士绅、士子、地主阶层进行的，他们自然不会执行有损自己利益的政策，对他们的改革，只能留待以后了。
李俨的改革措施是这样的，对于开明的士绅、士子、地主，进行自愿的国家赎买。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同时宣布实施新地税法，将所有的税种合并为农业税一种（商业、工业方面的税另算），规定为固定的十一税。同时宣布废除其他任何苛捐杂税。任何个人和官员都不得征收十一之外的任何实物或者货币税收。
十一税即十成收入纳税一成。在古代比较强盛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十一税。实际上在李俨看来，这种税率已经盘剥相当严重了。如果不是因为现在商业、工业发展不行，再加上朝中的阻力。他甚至有取消农业税地想法。想想后世欧美发达国家不但不对农民收税，反而对他们进行政府补贴。这农业税也并不是绝不可少的。不过对古人来说，这却是只有盛世才有地薄赋。实际上，古代即使在乱世的时候，官方税率相对来说也并不高，虽然远远大于十一的比例，但是也不至于让农民无法生存。
之所以会因为盘剥太多而引发农民起义，主要是除了国家规定的税收外。地方官员还有其他摊派等等，再加上按丁纳粮的计算方式，还有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用其他种种手段，把将自己的赋税转嫁到普通自耕农头上。而官员与士子按照惯理都是不纳税地，随着王朝统治时间的推移，不纳税的人越来越多，这一部分人的赋税也同样转嫁到了普通自耕农头上。如此越来越沉重的压力让他们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活命。也就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李俨自然要避免这一点。他参照后世历史上的种种手段，采取了诸如“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等等手段。
摊丁入亩的意思就是改变以前按照每户人口数目纳粮方式，改为按照每户人拥有土地的方式，再计算出一个每亩土地一般情况下能够打出多少粮食，按照十分之一地数目确定其纳粮数目。这样，丰年的时候多出来的粮食。归其自己所有，可以选择留着自己用或者卖掉。而灾荒年的时候，可能农民就会说一定的损失。不过，这样的年景，一般都会通过减免赋税地方式减少农民的损失。
士绅一体纳粮就是免除官员、士子在纳税方面的特权。这一条李俨知道必然会引发大量的反对声浪，因此只在关中地区实施，在凤翔地区有限度的实施。关中地区被黄巢肆虐后，官员不是逃亡就是被杀，要么就是投降黄巢，逃亡的可以给他一个守土不力之罪。撤销其官职。后者的更不用说，直接被打成助逆叛党。总之是别想再当官了。而士子更不用说。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李俨以清剿黄巢余党的名义宣布对关中地区实施军管。那些幸存下来的士子们可没有胆子面对朝廷军队明晃晃地刀剑说个“不”字。
总之新地赋税政策，在李俨的军队威慑下，加上那些关中因为子弟加入李俨军队而新兴地豪强对李俨政策的大力支持，这一改革措施进行得还算顺利。
总之，在豪强力量不大的地区，李俨直接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大力招纳流民，将关中的肥沃土地分给他们。平均一个三口之家可以分得十亩土地。只要辛勤耕作，在新的赋税制度下，这十亩土地完全可以让这一家人步入小康生活了。
为了与新的税收政策配合，李俨还从地方官员中收回了税收的权力。所有的税收，都必须由专门成立的直属于户部的税务司及其下派机构征收。同时负责农业税收机构的农税局也与负责商业、工业、贸易、海运等税收的机构商税局分开，两者不得相互干涉，也没有统属关系，同属于税务司的下属平行机构。
新的税收政策也有新的税收利用政策。新的税收分配方式是：每年的税收收齐后，税务司下派机构将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留给地方，作为地方第二年的所有财政拨款。如果地方有属于国家级的其他建设项目，朝廷将会另外拨款，成立另外的相关组织部门进行，地方官员除了配合其工作外，无权参与其中的管理和决策。
这样一来，地方官员与中央下派人员勾结一气贪污受贿的可能性将会很大程度的降低。
地方使用百分之四十五后，赋税解送到京后，粮食等实物赋税分别押解入朝廷建立的各大粮仓，货币赋税收入国库。其中的百分之五进入内库，以为皇家用度。
除此之外，任何一个王朝中兴或者建立的时候都会施行的抑制兼并措施，李俨却并没有实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鼓励的倾向。虽然对于中国的古代王朝来说，土地兼并严重，将会动摇一个王朝的根基，但那前提条件是这个王朝并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力发展。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大量的闲散社会劳动力加入。而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方式却阻碍了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土地兼并却正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一个王朝的工商业发达的话，土地兼并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比如说两宋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但是繁荣的商业和工业，让宋朝仍然延续了几百年的统治，甚至如果没有外族入侵，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现在大唐的情况，农业生产尚且不足，当然不是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时候。所以现阶段李俨的政策更接近于传统的政策，给流民和破产的农民分配土地，鼓励农业生产。但他的种种政策，却已经为日后的工商业发展开始悄悄布局，留下了后手。等到农业生产恢复之后，李俨就会引发这些后手，让土地大量兼并的同时，削减从事农业生产能够得到的利益，将那些地主、财主的注意力吸引到工商业上来。这样一来，新的中国社会格局就将会形成了。而中国或许就能摆脱的那种轮回怪圈了吧。
第五卷 广明鼎革 第五章 官僚体系
自从回到长安之后，李俨的事务就开始繁忙起来。wwW。
从前他只是管理凤翔一地，有关的事务并不繁忙，但是现在回到了长安，他要管理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了——尽管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已经无法行使管理权的了。
尤其是，由于凤翔本身的地域、人口限制，人才出现的几率不大，同是其他资源也有所不足。当时李俨以及他的一干近臣虽然对帝国日后的发展也拟订过不少计划，也对很多事情开始了前期的筹划。但计划也好，筹划也好，都毕竟没有落到实处，同时受凤翔本身的条件所限，没办法落到实处。
而朝廷收复关中，李俨回到长安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经营数百年的根本重地，除此之外，从秦之后的历朝历代，除了偏安南方的朝代之外，其他朝代也都以关中地区为根本所在，对其的发展不遗余力。因此京畿一带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都相当高。即使经过黄巢军的肆虐，其底子却仍在。人力、物力、资源等等都不是凤翔可比的。就算是以资源丰富而著名、从而成为了唐王朝的战略大后方、根据地的两川地区，也无法跟关中一带相比。所以自古以来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大秦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从而一统六国。而汉高祖刘邦，也正是先一步进入关中而奠定了战胜项羽的基石。就连大唐，也是首先占据了关中才拥有了逐鹿天下地资格和实力的。
所以，在凤翔难以开展的计划，在回到长安后，却可以顺利的开展起来。
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官员的培养计划。李俨对当今的官僚体系得不信任程度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地程度。他认为现在的官员当然不能说没有能干、忠心地官员。但那绝对只是凤毛麟角的。除此之外，几乎整个官僚系统都已经从根子上烂透了。想想也是。现在的很多地方官员都是通过贿赂宦官而得到的官位，指望他们能够爱惜百姓、发展生产，能够对朝廷有几分忠心，那希望之渺茫就不用说了。
所以，除了极少数官员之外，李俨准备对整个大唐的官员体系进行大换血。这样一来，新式的。符合李俨要求的官员地缺口，就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虽然李俨对官员的换血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的，但是这官员、吏员的缺口，还是相当大的。
这就迫使李俨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官员的培养上。
他知道，自己无论有多么好的政策，多么好地想法，如果没有一个如臂使指的良好官僚系统作为自己施政、传达命令的通道和实行者。那些想法和政策也都将化为泡影，甚至成为害民之策。几百年后宋代的王安石变化，原本的良法，因为不良官员的作为最后变成了害民之策，最终导致了变法地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所以。虽然政务上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需要他去关注、处理。比如说对军队的整编培养、对大唐局势的把握和对各节度使的分化瓦解、对更高更新科技手段和战争手段的研发、恢复生产等等，都是当前的当务之急。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官员的培养上。
有了合适的官员，以上地一切都可以交给那些官员来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俨地官员培养系统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在凤翔的时候就已经初步开始地“凤凰涅磐”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刚刚开始，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小吏，虽然从政务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人是政府运行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的基础。但是他们的层次毕竟低了点。还没有资格登上政治舞台发挥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还上不了台面。毕竟政府的运行，固然少不了他们这些基础。也离不开那些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