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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我的三个弟弟也被封王。李保被封为吉王，李杰为寿王，李倚为睦王。
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前往宫门呈递奏章，检举郭淑妃弟内作坊使郭敬述的荒淫。懿宗大怒，将之杖杀，抄其家，并将其妻儿子女卖为官奴。
五月六日，阁门使田献铦因未能阻止其上告而被剥夺紫色官服（三品以上高官穿紫服），贬为桥陵使。韦殷裕的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其妻叔父崔君卿也都被贬官发配岭南。给事中杜裔休因为与韦殷裕关系较好，也被贬为端州司户。
韦殷裕的妻族是崔铉的后代，崔铉曾经在武帝时担任宰相，后来又被封为国公，可谓地位尊崇。但他死后才几年，自己的后代就都被贬斥。人心更是不安。
第二日，韦保衡暗中作埂，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被贬为普王傅，分司于洛阳办公。于琮是懿宗妹妹广德公主的驸马。同时还是制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地位尊崇，却也被落得如此下场。
于琮的虽然是普王傅，对我却并无影响。他本人的节气尚可，却未必是一个干才，甚至只能称得上是一个书呆子。后世历史中，黄巢乱起后，开始并没打算推翻唐朝，只想割据一方。当他打到广州的时候，就便上表求为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时任左仆射的于琮认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丝毫不顾当时朝廷的形势，连缓兵之计都不会用。
结果，朝廷只给了黄巢一个“率府率”的虚职。黄巢见状大怒，马上挥师进攻广州城，“即日陷之”，执杀节度使李迢。在广州，黄巢大开杀戒，仅在广州经商的阿拉伯和犹太商人就杀掉十多万。大唐的商业因此受到强烈打击。
不过这都是后话，此时以他的地位被贬，还是影响很大的。
五月十二日，又贬尚书左承李当、吏部侍郎王沨、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杨、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塾。
这还不算完，两天后，五月十四日，再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鐸、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
这两批官员，都因为与于琮关系亲厚被贬。
五月十五日，于琮的两位兄长前平卢节度使于琄为凉王府长史、分司洛阳，前湖南观察使于瑰为袁州刺史。同时再贬于琮为韶州刺史。
这一连串贬官风潮之后，到了十二月，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朱邪赤心，乃是沙陀人，也是李克用的父亲），恃功颇横，擅自杀死朝廷官员。朝廷将之调任为大同军防御使，他自称有病，不去赴任，朝廷也无可奈何，只得派员安慰。同月李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割据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朝廷派兵攻打，为其所败，也只得听之任之。
此时朝廷的威望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对于那些骄兵悍将，朝廷也无力节制。晚唐及五代时候的“朝廷受制于藩镇，藩镇受制于其兵将”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李克用将会是我扫平大唐的最大敌人之一。但是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有军事才干。他跟朝廷冲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在朱温诛杀哀帝灭唐之后，各地军阀纷纷建国，唯独他终生也没有改变朝廷的年号，直到他的后代才正式建立国家。这或许是为了在当时昭示自己的名声，但是他对大唐的感情，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信他对大唐，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吧。
这个人，如果在历史上的僖宗、昭宗、哀帝这样没有实力的皇帝手中，迟早会自立。但是如果在太宗这样的英明之君手中，却很可能成为忠心耿耿的名将。他跟野心勃勃，灭唐立梁的朱温不同。朱温必须被诛杀，他却可以收服。当然，这也得看我有没有收服他的能力了。
我相信我有。
◎◎◎
时间终于到了咸通十四年。
此时懿宗病逝越来越重，为了所谓的祈福，懿宗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法门寺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北）。
百官都劝谏他不要这样做。甚至有人言辞激烈到说“宪宗迎接佛骨不就便去世”的程度，懿宗仍然不听，反而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
于是广造佛塔，用珠宝编成帷帐，用檀香木制成香舆，制成幡花、幢盖，都用金银珠宝，锦绣绸缎，璧玉翡翠装饰，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里之间，车马奔驰，日夜不停！
如此铺张浪费，如此奢侈，不知道要耗费国库多少钱财。
我有心制止，别的不说，保住那未来肯定会继承给我的钱财也好啊！我现在训练赤卫军，可是花了不少钱，穷得叮当响。要不是聂隐娘用自己的私房钱加以弥补，我估计要上街当卖王府用具换钱了。
可是我能制止吗？自从我降临到这个十岁孩童，不，现在已经十二岁的孩童身上，那个所谓的父皇，甚至没有宣我进宫看上一眼！就知道宠爱郭淑妃，要不就是为跟郭淑妃生下来的同昌公主悲伤。
是的，我承认，同昌公主我这个名义上的姐姐，的确是一个很贤淑的人。但是也不至于为了她的死牵怒于那么多人吧？更不至于为了疼爱她，把朝政交给韦家那个小人驸马吧？更何况，宫中早有传闻，说郭淑妃跟驸马韦保衡早在公主未嫁前就有私情。将公主加给他，就是为了更方便的跟韦保衡偷情。
可是懿宗偏偏却宠爱郭淑妃，又爱屋及乌的偏爱韦保衡。他们一对奸夫淫妇凑在一块儿，朝政还能有得好？
我如此不受重视。如果我非要去劝谏的话，估计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我只好忧心忡忡的看着这场耗费不菲，动摇国本的事，一面心疼着我心中早已经算做自己拥有的国库钱财。
四月的时候，佛骨至京师，由禁军仪仗开道，皇家和民间的音乐，震动天际。迎接佛骨的灯火，绵延数十里。就连帝国的祭天大典，也没有迎佛骨隆重。当年宪宗时候大迎佛骨的盛事，比起这一次远远不及。富有人家夹道修建彩楼，竞为侈靡。懿宗对佛骨顶礼膜拜，还对僧人和曾经在宪宗元和年间见过上一次迎佛骨事情的人大加赏赐。随后将佛骨迎入宫中，三日后才迎出置于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的官员也竞相施舍金帛，其数目难以统计。
上至皇帝，下到黎民百姓，都对这场盛事津津乐道，尽心尽力。唯独我在一旁冷眼旁观。
或许只有我知道，这是大唐帝国的最后一场盛事了。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里，大唐帝国每况愈下，无论有钱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为如何在战乱中报命而挣扎。哪里还能再出现这样的盛况呢？
佛骨终究是一块骨头，远非什么祥瑞。甚至有人还极端的说，凡是见过佛骨的皇帝，都没有好运。不错，从元魏二年（公元494年）到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四百年里，佛骨舍利共被“瞻拜”过十次。奇怪的是，不仅各个王朝未能改变它们更相交替的命运，一心拜佛的皇帝们不是遭遇多事之秋，就是死亡得更加迅速。
懿宗也没法逃脱这样的宿命。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而朝廷的局势，也同样的糟糕，甚至可以说更加糟糕。
懿宗一朝，大唐兵灾不断。
首先是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此时懿宗刚刚登上皇位，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热，浙东就掀起了震动朝廷的裘甫起义。幸运的是，此时朝廷军力尚在，于是在众臣与诸将的齐心协力下，八个月后裘甫起义被扑灭。
九年后，也就是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以庞勋为首，桂林戍兵兵变。变兵声势很大，在南方闹了一年才被扑灭。
两次兵变，都发生在南方。南方尤其是江淮一带，是大唐的生命线所在。
中唐以后，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北方已经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而南方由于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加之比较安定，开发迅速，经济地位显著提高。所谓“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岁一熟，则旁资数道。”以至于“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故明末大学者王夫之会说：“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矣。”
到了晚唐时期，大唐帝国“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
北方朝廷号令已经不行，惟有淮河以南诸节镇，主要是东南各藩镇还与帝国的中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其富饶的物产，丰厚的岁供支撑着帝国的统治。
然而懿宗朝的这两次内乱，都是在帝国的腹心发作。所造成的危害，或许在当时不觉，但是过上七八年，或者十来年，人们才会发觉，原来帝国的根基，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已经被掏空了。
因为这两次叛乱，江淮一带的割据趋势，也开始明显。此后的黄巢之乱，更是直接动摇了帝国在江淮的根基，并最终让大唐帝国冰消瓦解。
内部的叛乱之外，还有边境的战争。
边境的战争对象，主要是南诏。
南诏，早在大唐初期，就已经向大唐称臣。但是天宝时候，南诏已经在外交政策上全面倒向吐蕃，也因此同吐蕃一起，向大唐侵扰。这是他们逼与无奈的举动，倒也不能全怪他们。
而到了元和（宪宗年号）之后，吐蕃已经衰落，此时南诏的首领却开始主动的向唐帝国进攻。这一进攻，在懿宗时期为甚。《新唐书》上有记载：“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
此时南诏早已经不自认为大唐的属国了。大中（宣宗年号）年间南诏首领酋龙即位，开始称帝，自立为“大礼帝国”，从此一波一波的向大唐境内侵扰。从他即位的大中十三年至咸通七年，八年间年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