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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射』打号令掌，一声号各枪手上马，二声号各挨队伍站立，三声号各照队伍前行。遇敌掌喇叭即止，点鼓下营，枪炮手各按队伍摆列，先列拒马枪，次大炮及三眼枪，摆列齐备。摔响钹一声鼓止，如遇贼冲，一阵击金一声，枪手点放三眼枪一孔，击金第二声点放第二孔，击金第三声点放第三孔。如遇贼三连冲不止则连声击金枪炮更番装打不绝。则退起营，掌号一声收拒马枪及枪炮入队，二声号上马，三声号条队前行。若追袭之际，卒遇逹贼不及下营，枪炮各按队伍条为长营轮番更打且战且行，有进无退焉。（‘逹’是“达”的讹字。）
若与贼持久，欲使炮声不绝，则以四炮为朋，每方二朋，四方八朋，共炮三十二位。每朋马兵十六名，骡四头，八朋共马军一百二十八名，骡三十二头。一朋十六人之中选能干有眼力者一人看苗头，选有胆气者一人点放，选手疾者一人安火线，选便利者一人装火『药』，一人装大小铅子，再选有力者专管捅炮二人，一炮共八人，余三人捉马骡看苗头及点放，二人在营前不动，装完候放之炮，在见放炮后之左安火线装火『药』铅子，三人在装完候放炮之后，放过候装之炮，在装炮三人之后各专一事不许错『乱』，各按方位不许那动，轮流装替更番打放庶循环不绝。每朋布『药』袋一筒，木马二十筒，皮条串带装火『药』之人司之，大小铅子袋一筒，木手捶一柄，铁通杖一根，皮条串带装铅子之人司之，火线袋一筒，铁锥二把，小刀一把，皮条串带安火线之人司之，火绳点放之人司之，支炮木马厚薄不等三四十筒，皮条串带看苗头之人司之，平居‘稽’查庶临事无误。
这个三眼枪在南方不大适用，所以普遍的南方军队对着三眼枪并无什么好感，倒是北方军队对三眼枪评价很高 。
一遍置火器，务教战守。臣闻中国御夷，火器为最。顾火器之制非一，火器分战守用，其利去具害也。其击之最远者，可以守也。其发之最便者，可以战也。近该守备黄道、册开建造大将军神铳送营看验，该营验放得神铳一发，五里当者一齐碎裂，此最可以守者。凡守营守城大举冲击，似不可缺。又臣同督臣李言恭看议得佛郎机一具，内有子铳，屡发不热，亦非他铳可比。又诸将议得如边军之三眼枪，次如京营之夹把枪，最可利于战者。他如毒虎飞炮、灭虏炮、涌珠炮、连珠炮之类，须择的可用者，方可随宜教习。乞敕部议行令京营各边，各该建造大将军神铳，务觅原匠，造令工致。其三眼枪、佛郎机，次及夹把枪各利战利守火器，尤乞严行京边，重加教习，俾人人熟惯，处处得力。如一营三千，除一千奇兵，精习骑『射』，可堵可伏外。其二千火器悉练，并可对敌庶神武克振，而兵威足扬矣。伏乞圣裁。
北方军队无论是士兵还是将领都对鸟铳存有偏见，不承认鸟铳比火门枪强，比如宋应星：“议攻战之势，说者谓倭之鸟铳我难障蔽，倭之利刃我难架隔，然我之快枪、三眼枪及诸神器，岂不能当鸟铳？倭纯熟，故称利，我生熟相半，故称钝，原非火器之不相敌也。”
北方军队少用鸟铳有一个原因，就是鸟铳『操』作繁琐：”北兵不耐烦剧，执称快枪三眼铳便利过于鸟铳，教场中打靶，鸟铳命中十倍快枪，五倍弓矢，犹自不服。”此戚少保语也。
下文为一些北兵为何不用鸟铳的资料，在明朝时，科技的传播是很慢的，尤其是中国这种大国，因此当时中国“南方有鸟嘴致胜，北边有（三眼）闷棍破敌之说”。
明代火器空前发达，品类繁多。其中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嘴木铳，当时刚刚引入中国不久，是正在普及使用的轻型火器，作战效能最佳： 佛郎机子母炮、快抢、鸟嘴铳，皆出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抢。火技至此而极。
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不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龘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 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曰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当火绳枪发展成熟，明军也迅速的列装了火绳枪——鸟铳。但是此时，三眼铳依旧存在与明军装备序列里。但是终明一代，鸟铳始终没能完全替换这些正常来说应该被淘汰的武器。而一支军队不可能连续百年装备被如今评价“只是听个响”的摆设用武器，却拒绝使用常人看来应该装备的武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情况，其实是由当时北方工匠不善于制作鸟铳造成的。
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南军：“臣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朝鲜史书《李朝实录》）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南军哨兵也用三眼铳，不过是当号炮报警用的，戚家军就是这样用三眼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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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眼枪明朝的一些高官认为应该淘汰。 就连明朝的火器大家赵士祯、军事家戚继光都这么认为。
在赵士祯遇到一百余岁的道人之前，与戚继光一样，他也是认为火门枪应该淘汰。
最初版本的《神器谱》中云： 上古制人于百步之外，惟恃弓矢，谓之长兵。战国时，始有弩箭、驳石，不过等于弓矢。自置铳用『药』，以弹『射』人，则弓龘弩、驳石失其为利矣。兵法有驱祝融以攻敌者，而制未甚详。观其缘风上下，纵发燔毁，似非近日之铳。宋、元间方有用之者，至我国初始备。然行军战阵随带便利，亦不过神枪、快枪、夹把、三眼、子母诸器。自鸟铳流传中国，则诸器又失其为利矣。诸器一手持柄，一手燃『药』，未及审固，弹已先出。高底＇低＇远近，多不自由。鸟铳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
北方马上用三眼铳以御虏骑，虏颇畏之。然放毕举以博击，头重起艰，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因变其制，用照星短床，后尾钩着带鞓带，左手执铳对敌，右手悬刀燃火，放毕为盾，举刀迎敌，马上可备出奇摧坚，步下极便伏路急击，名曰“翼虎”。（这两段话常被人用来黑三眼铳） 。
以上可以看出，在明朝尤其后来大炮、火枪等先进武器相继发明、传入中国后，三眼枪使用并不多，再从当时的枪管制作技术与火『药』的威力来看，三只虎钺（三眼枪在明初的名称）并不能成为主战火器，若它真的在文皇帝三犁虏庭起作用的话，它应该是配合神机箭、一窝蜂等火箭来杀伤企图冲击或骑『射』搔扰步兵方阵的虏骑。由于它能连发，神机营的火器骑兵应该多用三只虎钺。但机翼虎是翼虎铳的改进型，为了方便瞄准，将平行并列的铳筒整合成三棱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