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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学冰岂能把人家的骂话放在心上？他依旧嬉皮笑脸，企图寻找更大的刺激。当看到一位留长辫子的姑娘正专心致志地踢毽子时，他的鬼眼珠儿滴溜溜地转了一圈，接着一闪身藏到了姑娘的背后。不容分说，乘她毫无防备，顺手拽去一根长发。姑娘“哎吆”一声，急忙转身，一看是他，只好认倒霉：“谁愿理你！”随即转过脸去，继续玩儿她的游戏。
他觉得这还不过瘾，还想寻点是非。他一眼看见二望头上的帽子，坏主义又来了。他跟对面的同伙交换了一下眼色，便轻而易举地摘下了二望头上的帽子。他不怀好意地把人家的帽子在自己两腿的交叉处搓了又搓，然后高声叫一声“着！”就把帽子抛向同伙，同伙做完同样的动作后，就像传球似的又抛向另外的同伙。就这样，二望的帽子在空中抛来抛去。二望羞得满脸通红，无论怎样着急，都始终抓不到帽子。
这个游戏又玩腻了，他望着二望满头大汗的样子，发恩似的将帽子扣到另一位姑娘的头上，又跑到别处去了。
正当他无所事事地傻愣着的时候，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慢悠悠地走进了校园，像是在找孩子。学冰一看是后街上的学忠老大哥，于是又来了精神。他紧走几步来到学忠的背后，双手将学忠的两眼捂住。学忠一紧张，本来就不大灵便的身体顿时失去了重心。只听得“扑通”一声，学忠一下子摔倒在泥水中，半天没有爬起来，溅起的泥水“唰”地迸了那位穿粉红上衣的女生一身，那位女生气得几乎要哭了。
周围立即引起了一阵哄笑。
有个懂事的学生赶忙走过去，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搀扶起来。
学冰站得远远的，只管拍着手傻笑。等笑够了，他又要寻衅滋事，却发现所有看见他的学生都在躲避着他。他觉得有些无聊，就扯开嗓子没情没调地瞎唱起来：
你跟俺玩儿，
俺不玩儿。
俺上家西盖屋玩儿，
盖不起，
上城里，
城里有个剥牛哩，
剥得他妈光悠哩。
……
这一切，全被鲍昭阗老师看在了眼里。刚才儿子的一番举动，他已经看不下去了，只是考虑到自己的脸面，没好意思声张，准备回到家里再好好地教训教训这个混帐东西。没想到这东西越弄越不象话了，在好端端的校园里，你干吗唱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也是学生唱的吗？鲍老师平生最瞧不起的就是那种出口不文明的人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气得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崩崩作响，他想抄起一件东西狠狠地揍这个家伙一顿，但扫视了一遍整个校园，也没有看到可抄的东西。也是一时性急，他来不及多想，顺手脱掉脚下的鞋子，也不管地有多湿，路有多滑，就像饿虎扑食一样朝学冰奔来……
学冰依旧在瞎唱着。有看见鲍老师的同学忙喊：“学冰快跑！你爸爸要打你啦！”学冰还以为提醒他的同学又在捉弄他呢，因此回敬道：“你爸爸要打你呢！”
说时迟那时快，鲍老师早扬起鞋子朝学冰的脸上打了过来。这时，只见那位懂事的学生闪电般地抢在他们父子中间，抡起手要制止鲍老师的暴力行为。结果晚了，他的脸上却挨了重重的一鞋底。
“啊呀，学智……”鲍老师拿鞋子的手软了，鞋子掉在地上。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章
因为早晨过后，天空还一直在飘着朦胧细雨，所以直到天空完全变亮，生产队出工的铃声才迟迟敲响。
跟每次出工前一样，生产队长打完铃以后还得扯起他那副破嗓子，高声叫唤几声，好让大家知道今天要到哪块地里干活，干什么活，需要携带什么家什。尽管昨日下晌时已经安排过了。可是二队这位好心的队长，因为一贯吐词不清，再加上他性格暴躁，每次都像打急的狗一样叫唤两声，还没让人摸清头脑，就没有下文了（其实你就是聚精会神地听，也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喊什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喊话也只能起一种吃过饭清理一下嗓子的作用。他似乎也看透了这一点，每次高声喊完话，还免不了挨家挨户地通知一遍。这期间，如果有哪一家没有承蒙他的“光顾”，或者没有听到他喊叫的具体名字，还可能以“没有听到”为理由，向他发难。仅此而已，他还不能达到目的。他还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通知。第三次通知完毕，才会有个别觉悟高的社员悠闲地踱出家门。队长只得点着一只卷烟，再耐心地等一会儿。等把卷烟抽完了，还看不见有大批的人马出动，队长才使出他最后的绝招：骂娘。直到这时候，社员同志们才像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走出家门并不意味着已经踏上了出工的征程，他们还会翘首张望良久，看看其他生产队的社员现在下地没有。
当然，这种麻烦事儿也不可能成年累月地由一个人来承担。如果那样，即使所得回报能超过一个八级工老工人的经济收入，也没人甘心去当这个破队长。通常情况下，上述那一系列的程序是由队里的一二三把手共同配合来完成的。但不管怎么讲，上述程序是不能减少的，因为它已经形成了惯例。一旦形成了惯例，就意味不能再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进行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过，今天的情况却很特殊。雨还没有停下来，街上就有不少的人影在晃动了；雨一停止，街上便是仨一堆，俩一团地议论开了。有的还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不用走近细听，仅从他们喜笑颜开的情态上就能断定议论的话题跟这场喜雨有关。
看来队长今天的工作一定会很顺利。尽管如此，他还得履行程序。
他沿着村子最西头的一条南北胡同分别通知，从北往南，快到尽头的时候，他才停下来。这里便是二队跟三四队的分界线。
二队这家最南边的门户，坐落在胡同东侧，大门跟别处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门口旁边两棵高耸入云的大椿树特别引人注目，每棵大椿树都约有一搂多粗。
现在北边的那棵椿树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议论声嘈杂鼎拂。南边的树上拴着一只大绵羊，这只大绵羊毛色浅黄，长势威猛，粗大的羊角绕短小的耳朵旋转一周后向后自然弯曲，两只角呈对称状态。这只羊刚刚吃完筐子里的干草，看来还不足幸，它非常不老实地拧拽着那条用牛皮筋作成的缰绳，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现在它没有交配任务，因此显得无所事事，它没趣似的低下头，闻闻自己刚刚撒下的一片尿液，然后仰面呲牙，似乎在向人们炫耀什么。内行人会由此判断出它的年龄。
这种羊是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品种，后来经过内蒙古牧民的重新配制，才最后形成目前的样子。由于它的前身生长在苏联，因此当地人仍然称它为“苏联羊”。苏联羊与当地羊相比，除了毛色的不同，还有两大不同：第一，毛质不同，本地羊的毛质粗而松散；苏联羊的毛质则细而坚实。第二，形态不同，本地羊全身平坦；苏联羊全身凸凹不平。后来，这一点成了人们鉴别羊品质优劣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哪只羊身上的皱疤越多、越大、越分明，它的价位就越高。据说在当时，价位高的能值到一千元以上。
队长知道，鲍福是昨天夜里冒雨赶到家的，激动的情绪一时难以平静。他站在人丛外围连叫数声，都被嘈杂的议论声覆盖住了。没办法，他只好让人逐个地往里传话。好久，才看到一位年轻人从人丛里走出来。看长相，这年轻人不足三十岁，个头中等偏上，英俊，留分发，眼睛大而亮。
“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吗？”鲍福尽可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昭谦身上。
“今天儿午队里到南边地里揽化肥，你就不用去了，你到公社里办个手续吧，那头老黑子是不行了。”当说到“老黑子”三个字时，昭谦的神色有些儿黯淡。
“知道了大哥，还有事吗？”
“没了，我走了。”
昭谦刚要走，又想起一件事儿来，连忙从上衣布兜掏出一张纸：“这是大队那边的手续。”
鲍福接过来，装在上衣兜里。
围观的人全都是三四队的社员。他们觉得待的会子不小了，一个个像喝足了酒，或者听了个满场戏，余兴未尽离开大椿树。
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汉牵着一只绵羊从胡同南端走来。陆续离开了的人们纷纷又转了回来。
鲍福赶忙上前打招呼。几句寒暄的话语过后，两人就转入了正题。价钱那是不用商议的，一块钱，这是惯例。但在种羊的选择上，两人发生了争执，老汉坚持选用北边的那只羊，鲍福坚持选用南边的那只羊。两人争执不下，互不理睬。
沉默了一阵子，鲍福才有条件地做出让步：“这样吧，您大老远地来一趟也不易，羊还是使用南边的这只，钱我只收你半价。就算咱们初次共事儿，我先送你个人情。”
谁知老汉并不买帐：“我本来就是奔着好种羊来的嘛，我宁可多付出一半的钱。早知道你这样，真不如不来。”
很显然，商谈又陷入了僵局。鲍福本人并不抽烟，为了应付场面，经常在兜里揣着一包香烟。他掏出香烟，抽出一支，递给老农民。老农民仍然“吧嗒吧嗒”地抽自己的人工卷烟，眼皮都懒得翻一下，看来，他真的生气了。
围观的人自然理解鲍福的背后原因，但同时又同情老农民。另外，他们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只花了高达三百二十五元的公羊的交配本领。可是谁都插不上一句话，空气显得异常紧张，大家同时觉得此时站在这里有点儿多余，但马上离开又不太合适。
过了一会，老农民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亲戚朋友的一说一大串，你说你这么让我没面子！这合适吗？别的先不提，就说前街上三鸭子他奶奶还是我不远的姑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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