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垃圾大山上有住户。下午，太阳还高挂在天上，一群群乞丐也在登山。乞丐大军里有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些衣着不寻常的妇女。人人在山上拿着钩子寻觅着什么值钱的东西，说不定是件丢失的宝贝。塞拉费因说，那些女人都是疯子。据说，其中有几个是侯爵夫人，正在寻找丢失的戒指、发簪或者钻石。在乞丐大军的陪同下，米歇尔向想像中的标高爬去，那里会是84 号司机塞拉费因翻斗车卸车的地点。那个废料堆大概是卸车点，二人开始用拐杖翻动剩饭、狗屎、烂布、黏糊糊的塑料袋，寻找那幅油画。很快，他俩意识到，工作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他俩一辈子也翻不完这些垃圾。突然，塞拉费因像个牧羊人那样吹了一声口哨，为的是引起乞丐大军的注意。他挥动手臂，请大家靠近些。等到人们纷纷来到国际古玩商人身边站好时，他请求大家帮助并且许诺重奖。事情就是要寻找一个纸筒，其特征也详详细细地给乞丐们说了一番。
于是，寻宝大军开始行动起来。直到太阳下山，翻动整个垃圾山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可是谁也没有半点进展。塞拉费因再次建议，也许星期六收废纸的卡车先经过家门，把所有的纸片、纸筒和包装纸盒全部拉到回收仓库去了。应该给城市环卫局打电话。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万道霞光映照在肮脏的三座大山上。正当米歇尔准备放弃寻宝工程时，有个乞丐从山顶上举着一个破烂的纸筒，大声问道：这个破纸筒像不像要找的那个？米歇尔急忙上前去查看。这一回奇迹真的发生了。经过四个小时的寻寻觅觅，现在这个乞丐挥动的破东西正是装有毕加索油画的纸筒，画上那个陌生女子的面孔肯定已经受伤。米歇尔看见了纽约那家地毯商店的图章；接着，他用手指伸进纸筒内摸摸，看看油画是否还在夹层里休息。很快，他高兴地大叫起来；随后转身面对乞丐大军，说：邀请大家去赛马饭店吃晚饭。
来到山脚下，米歇尔给塞拉费因开了一张五十万比塞塔（约合5000美元）的支票。这时，有个乞丐问：饭店里能吃到什么？米歇尔快活地回答说：“有肥鸡炖蘑菇！做得可好啦。随便吃吧。由我米歇尔买单，我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啊！”
米歇尔的“大奔驰”全速向办公室开去，行李箱里装着毕加索的油画。等到办公室只有米歇尔一人时，他用剪刀铰开了纸筒，那陌生女子的面部完全破碎了，损害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画布碎成了几块，绘画部分已经脱落，垃圾里的脏东西已经渗透进画布的纤维里，因此一眼望去根本无法区别哪里是毕加索的笔触，哪里是垃圾的污染了。
国际古玩商人米歇尔正在考虑找个修复图画的高手。这时，电话铃响了。路易斯打电话告诉他，胡里娅准备在下周星期五举办盛大晚会。已经向金融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及经常出现在杂志上的人物发出邀请了。
消失的踪影（1）
1
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傍晚6：30，我与黛安娜一起来到汉娜·格兰特的办公楼后面。五分钟前，我们还在争论，她突然一把把我从办公桌后面拉起来。现在我与她一起来这儿，就说明我输给她了。她把绅宝车熄了火，还做了番推论。“如果找不到汉娜，早上我们就走不了了。就这么简单。”
她说的没错。
离圣诞节只剩下九个购物日，我和黛安娜·埃斯特维茨计划经落基山脉飞往拉斯韦加斯参加一场周末专题研讨会——黛安娜似乎对眼动脱敏与再加工很感兴趣，但我猜那更多是装出来的——汉娜则会好心地在我们离开时，替我们揽下诊所里所有的心理诊疗事务，否则我们是走不了的。
黛安娜把我们在边界航空公司订的航班从第二天中午提前到大清早，这样她就能挤出几小时玩骰子了，但计划中这个微小的变动需要汉娜的同意。而汉娜——她有许多典型的强迫症症状，别人不回电她就心情忐忑，像在鞋里踩到一粒硌脚的石子一样——早饭后，黛安娜发给她三条短信，她一条都没回。
“那是她的车？你知道她开什么车吗·”我问道。在这个极小的停车场里，仅有的另一辆车是部银色的大众帕萨特。
“似乎是她的。”黛安娜的语调带着几分嘲讽，我猜她更在意这是辆新车，而不是品牌或型号。黛安娜的绅宝车上罩着一层米灰色的泥灰，与这辆一尘不染的帕萨特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科罗拉多秋末的暴风雪会使所有行驶的车辆溅上一层泥，上周末我们就遇到一次。
我下了车，朝汉娜的车内瞥了一眼。仪表盘上整整齐齐，车厢厢底没有薯片屑，杯托里也没有健怡可乐罐。只有后座一本没拆封的《世界时装之苑》才能说明这车不是刚从车商展示厅里抢劫来的。
杂志的邮寄地址栏上写着“H。格兰特收”，收件人地址是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角落的编码显示预订到明年4月将要结束。“是她的。”我说。
黛安娜也走到帕萨特旁。“汉娜看《世界时装之苑》？”
我的反应跟她略有不同；我在想，汉娜会把杂志落在车里？怎么会这么粗心！我说：“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这表明她正在里面接待病人。她一有空就会给你回电话的。”
“这些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种感觉，”她说。“不祥的感觉。”
“对汉娜？”
“一点点，但更多是对拉斯韦加斯。”黛安娜声音低沉。她把双骰子赌博看得很重。“我们进去吧。”她说。
汉娜是个社会医学工作者，她的诊所就在百老汇大街最靠近山脉一侧的一排老房子里，离珀尔商业大街也只有几个街区。原本在这儿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屋中开店的都是律师和会计师，但十几年来，许多心理诊疗师搬到这儿，逐渐占领了这片城区的大部分地皮，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开办了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被赶走的专业人士只得搬往新建于停车场上的摩天大楼，虽少了份宜人，但与坎宁大道仅隔几个街区，显然多了份实用。
这是栋平房，后门锁着。我和黛安娜沿着一条石板路走下去，路边一小丛丁香花正赤裸裸地等待着寒冬的到来。我们走到房前，上了几级楼梯，走进一间原本很可能是客厅的候诊室。里面开着灯，房间一头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一头鬈发，浓密得令人吃惊。她坐在绿天鹅绒沙发上一边翻阅《瑜伽杂志》，一边大声嚼着一袋奇多。我注意到她抬头瞄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看了下手表。
我发现她指尖和头发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汉娜的办公室是哪间？”我小声问黛安娜。我从没来过这儿。而汉娜是黛安娜的密友，我相信黛安娜应该知道她的办公室在哪儿。
“走廊尽头左侧那间，右边是玛丽的。”
“玛丽”是玛丽·布莱克，医学博士，精神病医师。几个星期前，就在感恩节前夜，她没用人工催产素就生下了三胞胎。玛丽做母亲的时间和产假有所延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汉娜将在这儿单独工作一阵子。
黛安娜沿着走廊走向办公室。“看，”她说。
汉娜办公室的门缝里塞着四张折好的纸条，两张写着“汉娜收”，另外两张分别写着“H。格兰特收”和“收”。黛安娜拿起了写有“H。格兰特收”的那张，这张纸条看起来是写在了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日历上还印有小布什无意间所说的幽默语句。
消失的踪影（2）
“黛安娜，你干吗？”我脱口而出。“这可能是病人留下的，你不能看。”
黛安娜立刻把我顶了回来。“当然是病人留下的，这就是关键，”她说。她看了那张便条一眼，递给我说，“看，汉娜错过了1点的预约。”接着，她抽出写有“收”的那张。“看到吗？4：30的也是。如果她的车在这儿的话，怎么会错过所有预约呢？呃？这怎么解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其余两张是更早的病人留下的。显然，汉娜至少错过了上午9点后所有的预约。
狭窄的走廊里，那个一头罗莎娜？罗莎娜达娜式橙发的女人出现在我们身后。虽然踩着又高又粗的鞋跟，但要看到黛安娜的眼睛，她还是得仰着头，保持锐角角度。“你们找汉娜？”她问。“我和她约在每个星期四6：15，她从不迟到。”
这女人口气中不只有些恼怒，还有些别的什么。关心？害怕？我不知道。但她说汉娜从不迟到是没错的。汉娜的强迫症在朋友和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她以前从不迟到！
从不。
我开始感到嗓子里有点酸；我也有种不祥的感觉。但与黛安娜不同，我的感觉与骰子绝对无关。我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门。我这样小心谨慎在黛安娜看来显然太怯弱了；她以美国曲棍球联合会级别的力量用屁股把我顶到一边，握住手柄。
门徐徐开了。
2
汉娜那只崭新的高级黑漆皮手提包巧妙地立在房间的地板中央。拱形提手也恰好竖着。只是包被放在了地板上。
它本不该在地板上的。
看到手提包在房间中央，黛安娜的反应显然与我一模一样。但由于她大脑皮层到口腔的距离比我短得多，她先说出了结论：“汉娜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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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是指包被放在了地板上。不会。
在房间中央。从不。
汉娜肯定有专门摆放手提包的地方。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儿。也许是桌子抽屉，或是标有“P”的文件柜里某个更隐蔽的地方。但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绝不会把包放在房间的地板中央。
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强迫症造成的整洁，只有一个例外：汉娜的外套扔在桌上。我看到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卷皱的救生圈牌卷糖糖纸。
那个与汉娜约在6：15、头发颜色像切达干酪的女人在我们身后，想尽办法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