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的目光盯着她的眼睛，足有半分钟的时间，他企盼着大脑赋予他一点点启示，使他能从紧紧刺激着他的精神压力下得到解脱：我是谁，我在哪儿，该怎么呼吸，该怎么说话……
尽管姑娘重复说道“您要点什么？”用她那纤细的所有手指敲击着桌子，马里奥·赫梅内斯更是陷入了无言对答的窘态之中，于是，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把她那有几分威摄力量的目光转向了他的同伴，长有一排闪光皓齿的小嘴巴发出了和谐悦耳的声音，如若在其它场合，诗人聂鲁达会把姑娘的这句问话看成是例行公事：
“您要点什么？”
“和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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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一辆满载着标语牌的卡车来到诗人的寓所将他“劫持”而去，这些贴有诗人画像的标语牌上写着“聂鲁达，总统！”诗人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了自己的感受：“政治生活象霹雳一样把我从自己的创作中唤出，人们给我上了生活中重要的一课，我可以怀着诗人固有的怯懦、胆小人的窘迫走进他们，但是，一旦投入了他们的胸怀中，我感到自己被彻底改变了，我是绝大多数人的组成部分，我是人类大树上的一片叶子。”
赶来告别的是这棵大树上另一片忧伤的“树叶”……—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然而，就在诗人拥抱他后，非常郑重地把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圣经纸印刷的诗集和三册红牛皮精装本《诗歌全集》送给他时，他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甚至于在得到了昔日他最渴望的写在诗集上的题词，“献给我的挚友、同志——马里奥·赫梅内斯，巴勃罗·聂鲁达。”他仍是愁肠百结。
他看着卡车沿着泥土小路疾驰而去，他希望飞扬的尘土象埋葬一具庞大的尸体一样，彻底把自己覆盖。
出于对诗人的忠诚，他发誓在没有逐页读完他的三千页诗歌之前，是不会轻易葬送自己的性命的。前五十页他是在钟楼下读完的。此时此刻的大海，曾给予诗人灵感，创造出多少光辉灿烂的形象化的比喻，而予他呢？大海就象一个枯燥无味的提词员，反复叨念着：“比阿特雷斯·冈萨雷斯，比阿特雷斯·冈萨雷斯。”
两天以来。他在小旅馆外面遛达，自行车后面系着三卷诗歌和他在圣·安东尼奥买的“塔”牌笔记本，他原想通过大师行云流水般的抒情诗捕捉到形象比喻，然后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在那段日子里，渔民们看到他拿支铅笔不停地涂划着，心力交瘁地面对着大海，而他们不知道，他在一页一页的纸上画满了简单的圆形和三角形，这些看来毫无意义的内容，正是他想象力的X光片。只需很短时间，小海湾的人们就会有传言，黑岛的巴勃罗·聂鲁达不在此地，邮递员马里奥·赫梅内斯极力为继承他的王位而奋斗。以十分“专业化”的样子沉浸在不尽的苦恼之中，他对人们的嘲笑挖苦全然不觉，直至某一天的下午，当他坐在码头上，“啃”着《怪异集》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渔民们在这儿出卖他们的海鲜产品时，来了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小型卡车，传来尖声厉气的口号声，“让智利总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消灭马克思主义！”与之相配合的另一声音虽不算足智多谋，但听上去至少是底气十足：“一个在政府事务中有丰富经验的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从喧闹的小卡车上走下两个穿白衣服的人、，他们走近人群，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这里附近的人们由于缺牙短齿，因而少见这种过分奢侈的笑容。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是议员拉韦，地区右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他早就许诺把电力设施扩展到海湾地区，可兑现总是姗姗来迟，可以看到的是，在十字路口处莫名其妙地安置了一个红绿灯（虽然也是法定的三种颜色），收鱼的卡车、马里奥·赫梅内斯的雷佳诺牌自行车、驴、狗、受了惊吓的母鸡统统在那儿穿过。
“我们在这儿为亚历山德里工作。”他边说着边把传单发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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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们只是客客气气地把传单收起来，这种态度是由于左翼力量长期主宰该地区，渔民们又大多数是文盲所造成的。他们看看照片上这位前统治者的照片（这位老人的表情、作为和他那严厉的说教完全一致），就把传单塞进衬衫的口袋中，只有马里奥把传单还给了他。
“我投聂鲁达的票。”他说。
议员拉韦向马里奥、向渔民们投以动人的微笑。所有人都为拉韦是如此亲切而深深地着了迷，也许亚历山德里本人知道渔民们热爱他，才派他在这些长于精工制作鱼钩、颇有心计避免上当的渔民中间展开竞选宣传。
“聂鲁达，”拉韦重复道，给人的印象，他在提到诗人名字时，每个音节都是从牙齿中通过的，“聂鲁达是个伟大的诗人，很可能是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先生们，坦率地说，作为智利总统，他不行。”
邮差7（2）
他把传单硬塞给马里奥，并对他说：
“你读读，真的，也许你会被说服。”
邮递员把折叠的传单放进衣袋时，议员拉韦弯下腰去搅动着一只筐里的蛤蜊。
“一打卖多少钱？”
“您买，一百五十比索。”
“一百五十！你必须向我保证每个蛤蜊中有一颗珍珠！”
受到拉韦轻松谈话的感染，渔民们都笑了。这就是智利的富人们在他们所到之处营造一种愉快气氛的本事。议员站起身来，离开马里奥往前走了两步，带着使人感到幸运的贵族式的微笑，他把嗓门提得很高，唯恐有人听不到：
“我听说你迷上了诗歌，有人说，你要和巴勃罗·聂鲁达较量一番。”
随着渔民们轰然而起的大笑声，马里奥面部通红，他的感觉是语塞、张口结舌、透不过气、惶惑茫然、庸俗猥琐、粗俗不堪、面颊绯红、鲜红、洋红、橙红、朱红、紫红、继而湿漉漉、灰溜溜、粘沓沓，直至完蛋。这回他终于想出了词儿，但那是：“我要死了。”
这时，议员拉韦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派头，命令他的助手从皮箱中抽出点东西。在小海湾丽日下发出金灿灿光芒的是一本包有蓝色牛皮、封面有二个烫金字母的纪念册，其精美和高雅，相形之下，诗人的罗萨达出版社出版的、上好质地牛皮封面的诗集，也显得黯然失色。
拉韦把纪念册递给他时，双眼充满极其真诚的友情，他对马里奥说道：“拿着吧，孩子，用它来写你的诗歌。”
绯红慢慢地、令人愉悦地在皮肤上消褪，象一股清爽的海浪救了他，微风轻轻吹拂着他，生活，如果算不上美好，至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深深地吸下了第一口气，带着无产者的、并不比拉韦逊色几分的亲切微笑，用手指抚摸着光亮的蓝皮封面，他说道：
“谢谢，拉韦先生。”
邮差8（1）
纪念册的每一页都发出亮闪闪的光泽，洁白晶莹，以至于马里奥·赫梅内斯找到了恰到好处的借口不去用它写诗。只有在“塔”牌的练习本上涂满草稿时，他才会赶忙用“巴拉威亚之花”牌香皂把双手洗净消毒，把经过整理删除后剩下的最好的比喻，用绿色的圆珠笔，抄写到纪念册上，那笔和诗人一直使用的笔一模一样。在这以后的几周内，他越是文思枯竭，他的“诗人”名气反而越大，人们在不断地宣传着他对诗歌邪上了心，这话也传到了电报员耳中，他指令马里奥在圣·安东尼奥社会主义党的一次政治文化活动上朗诵他的诗作。邮递员无奈，只好朗诵了聂鲁达的《献给风的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还让他在召开新的会议时读《鳗鱼汤颂歌》，让党员和积极分子们娱乐一下。电报员又特别提议在港口渔民之间还要再次组织晚会。
在人们面前频频“亮相”，一时没有人需要他去送信而带来的悠闲，都没能缓和他渴望接触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的心情，姑娘在一天天变得更加完美漂亮，全然不知道这一切给邮递员带来的影响。
当邮递员背下了大量诗句，并准备用它们吸引姑娘时，他却和智利令人感到最可怕的人交手了：丈母娘。一天下午，他耐心地站在街角的路灯下，装成若无其事，实际在等姑娘时，他看到比阿特丽斯打开了自己的家门，他念叨着她的名字，朝她蹿过去，这场面正好让她的母亲撞见，她象厌恶一只虫子一样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说道：“早上好”，那声调无疑在说，“快滚开。”
第二天，他采用了巧妙的策略，趁他所爱恋的人不在小旅馆的时候，他来到了酒吧，把他的口袋放到柜台上，向姑娘的母亲要了一瓶上好的酒，把它塞进信件和印刷品之间。
他干咳了几声之后，环视一下旅馆四周，就好象第一次来到一样，“这儿挺漂亮。”他说。
比阿特丽斯的母亲礼貌地答道：
“我没有问您的看法。”
马里奥注视着皮质邮包，很想钻进口袋里，和那酒瓶呆在一起，他再次干咳几声：
“聂鲁达的邮件已积存了很多，我把它们带来，以免丢失。”
那女人胳膊交叉放着，不友好地扬起脸说道：
“得了，您为什么跟我念叨这些事，难道您让我也搭话茬儿？
在这次“友好”谈话的驱使下，当天傍晚，太阳桔红色的余辉使爱恋中的情人和习作诗歌的人无限愉悦之时，马里奥没有觉察到姑娘的母亲正在她家的阳台上监视着他时，他尾随着姑娘的脚步来到海滩上，又来到岩石滩上，他悬心吊胆般向姑娘倾诉衷肠。一开始他讲得十分急切，但是后来，他是这样娓娓道来，就象他是个木偶，而聂鲁达是那耍口技的人，诗歌的比喻如连珠妙语滔滔不绝，以至于和姑娘的谈话，或者说马里奥的诗歌朗诵会，一直延至到夜幕完全降临。
比阿特丽斯从岩石滩直接回到小旅馆，她象个梦游者一样，从桌子上举起一瓶只喝了一半的酒瓶，两个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