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各种调查材料汇集到冯队长的办公桌上。他和小刘、小王认真阅读、反复推敲，希望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来。
高杏林：我和曲福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他去了部队，我考进了医学院。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直到他去世前，我们还保持着这种关系。他脾气倔强，嫉恶如仇，有着当代军人的作风。转业后分配到建设局财务处任副处长，由于他在部队工作时间长。对地方干部的工作作风有点看不惯，尤其讨厌吃喝拉关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他调到了规划办公室任副主任。可能是工业园区的事，或者是有关拆迁的事。哦，他老家亦在拆迁范围之内。为此他与局领导闹翻了，与现任领导关系最僵。他太认死理，典型的拗种！他向上面写过什么人民来信。你问什么内容，反映什么情况，他没有告诉过我。他一直把地方的工作作风和部队相比较，这是非常幼稚的。后来他收到了恐吓信。他说共产党人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百万大军都不怕，还在乎这些邪势力？他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却一封封退到了地方。噢，那封恐吓信我看过，说是如果再不识趣的话将放他的血！曲福看过恐吓信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是不会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来对付监督他的人的。由此只能说明他们心中有愧。不久，曲福真的遭到了歹徒的闷棍。哦，这些你们比我清楚。 你们问我治疗曲福受伤的过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从事脑神经研究的。我与大学同学黄清河教授以及中医药物研究所的一位同仁共同确定了研究课题。此课题是由中科院，中国医学研究会从国际医学研究会人体神经研究分会承接过来的。叫着《华氏脑部神经创伤休眠疗法》，从事此项研究的有好几个国家。我们的优势是结合了中医中药。我的同学黄清河教授就是脉络学和中医中药学方面的专家。他是中医学院的教授，还是中科院中华中医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员。我们承接了这个课题后上报卫生厅，还在卫生部学术研究院备了案，并获得了批准。这都是去年的事了。在通过动物实验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然后被批准临床实验我们的论文被国外十几家相关的科研杂志转载。曲福头部遭创，正是我们寻找的实验病例。在征得曲福爱人甘欣的同意后对曲福实施休眠疗法。我们的治疗方案、药物的使用，可以说是慎而又慎。你问我药物的配方，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也无权告诉你。因为这涉及到最新科研成果，属于国家机密。参与治疗的还有杨庭辉，他是内科主任，必须有他参与。在曲福接受治疗第一个疗程后，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各种数据证明，第二个疗程后可以醒眠。也就是说再用另一种药物，使他醒来。我们的理论是：他醒来后的感觉是如同睡了一觉一样，创伤在休眠中治愈，不会给患者带来任何痛苦和留下什么后遗症。 然而，在曲福治疗的第一个疗程结束后，院领导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学术交流会。我向领导作了曲福治疗情况报告，可是领导非得让我去，说是直接代表国家卫生医疗科研部门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我的另外两位课题研究合作者也在邀请之列。我向杨庭辉主任作了详细的交代后踏上了南国的征程。谁知刚到广东就接到甘欣打来的电话，说是，曲福病危。这是一条人命啊！什么也不说，拚命往回赶！适逢春运高峰，火车票买不到，飞机票亦预订一空。怎么办？只好坐长途汽车回来。回到家已是曲福死去的第二天。我在电话中反复叮嘱甘欣：即便被诊断死亡，也千万不要急着火化，得等我回来！当地的风俗是死人不得停尸三天。令人遗憾的是我回来后一切都晚了！
你说我赶到了火葬场，没错。当我赶到时曲福已被推进了焚尸炉……
你问《死亡诊断书》是谁签的字？那么我告诉你，代理主治医师杨庭辉、放射科监护仪护
理监控医生李昕、医院副院长骨科专家尤琪。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喔，《死亡诊断书》不是在甘欣的手中就是在殡仪馆的档案室。
杨庭辉：曲福的主治医生是高杏林主任医生，不是我。当时曲福的伤势很重，脑颅破裂，颅内积血，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作为内科主任医生，我参加了会诊。高医生他们的研究课题是通过卫生部批准的。他们研究的药物是中科院科研项目，属于国家机密。因此，整个治
疗过程用药范围、临床表现我不便过问，是他和他的合作人的实验研究范畴。在高医生去
广州前他对我们作过详细交代，有关治疗过程我无权更改。院方指定我为代理主治医生，我只能按步就班。要知道病例实验治疗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者，成功和失败各占一半。喏，患者的病历，监护仪的各种记录材料，值班记录都在这里，您可以查阅。
您问值班医生？喔，有十几位，昼夜三班轮流值。不仅是我，包括尤琪院长在内，都免不了。每个班次都有详细记录。当心电图仪屏幕上第一次&；#63155；现患者脉搏接近基线发出警告时我们及时用电话向高医生作了请示。心脏起搏器也是他同意使用的，但收效甚微。在心电图仪显示患者脉搏完全处于基线后脑血流等于零，患者瞳孔放大，脑死亡。我们停止抢救。当时
我们几位值班医生都在场，尤琪院长也在。对，我们分别在《死亡诊断书》上签了名。
至于医疗事故我认为不存在。第一，患者送来时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即使抢救过来也会成为植物人；第二，高医生他们的临床实验是经过上级部门批准的，患者家属同意后并签了名。实验失败了也是法律允许的；第三，高医生和他的合作伙伴都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治疗过程不会出现什么差错；第四，凭我从医多年的临床经验断定，患者伤势太重，难以回来。俗话说；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给患者家属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因此，医疗事故绝对不存在。 周义杨：我是殡仪馆遣体化妆师兼殡葬师，今年四十四岁。你问曲福那天火化情况，这里有档案，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来……
这是《死亡诊断书》，是医院开的。这是《死亡证明书》，民政局开的。你要我谈谈曲福的火化过程？好吧，我说说。记得那天是元月二十号，尸体接到殡仪馆是上午八点多钟。与其他尸体不同的是曲福的尸体始终柔软，不僵不直。这种现象以往也有，那是特殊情况下的药物作用。但曲福好象刚死去似的，不像已死了三四天的样子。我也摸了摸他的胸口，号了号他的脉—他的确死了。假死的现象是有的。前年东郊的一位老农，死后三天拉来火化。因为家里穷，家人没有把他送上医院做诊断，以为没有了脉象，停止了呼吸就是死了，家属只是到派出所注销了户口，又到民政局领取了《死亡证明书》。幸好那天是我值班，就是我把他放进了玻璃罩的时候发现了他眼角淌下一滴眼泪，当时我没敢声张，等到告别仪式举行后，尸体运到焚尸室时（不准非工作人员进入）我摸了摸他的胸口—这下可把我的魂都吓飞了，他的胸口在跳！我告诉了场长，场长报了案。后来那老农醒了过来，现在还活着。公安员进行了调查后认为那确实是误会。因为那老人的儿子，女儿，媳妇的确是孝顺子孙，认为死了就死了，还上医院干什么？法律又没有规定，死了的人非得上医院经医生同意？后来就没定家人谋杀罪，不了了之。但我认为民政部门是有责任的，至少不负责任。现在那家人对我可好呢！拿我当恩人待，经常喊我去喝酒。曲福的尸休有医院的证明和民政部门的手续。那天生意特好！；四个焚尸炉同时开火，一###了三十三个。与曲福一同火化的，喔并不是放在一个炉子里，而是两座或四座炉堂同时开火。同时火化的一个是病死在路旁的无名叫化子，一个是车祸，骑摩托车摔死的。还有一个是从建筑工地上摔死的农民工。那天我徒弟不在，他丈母娘生病，也快来我这里报到了。嗯，有三个化了妆。对，一炉净挣三百六十元！我是说化妆费呀！有的家属不懂，硬是送烟送酒，要求少捅几钩。其实，现在都是柴油火化，干净、省事、省时。那里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在火上烤山羊似的？对、对！不扯远。曲福是我亲手火化的，绝对没错！绝对没假！没收他家香烟。至于搜身，那是有的。是例行公事么！那些暴死的人身上有
钱，有物，被搜来后全部上交，不得留下，有纪律呢！曲福的身子也搜了，换寿衣时顺便搜
的。他的手中攥一束还魂草，是族公放的。按家属的吩咐，我们没动。现在的人已忘了这个风俗，少数人还记着。曲福就是这样，他的妻子甘欣亲自从山上采来，交给了族公。新鲜呢！冬天也不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按罗印。梅甜：我与曲福同事七年，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建设局财务处。他是副主任，我是主办会计。他为人忠诚，讲究原则，挺党的。当时是一把手批条子，我们是干现成事的，
领导叫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后来因为财务上的事，亦是局领导研究过的事，他认为不合理拒绝签字。我记得是建国小区建设方面的事。后来柳局长干正局长，把他调到规划处。我离开了财务处，到了局办。我只是办事员而已，领导之间的事我从不过问。总之，我认为曲福是个好人，他遭难了，我们挺惋惜的。柳局长在会议上多次号召我们要向他学习。哎，是不是案子破啦？没有？哦，我不该问。别的事我不知道。
族公：我叫曲中求，年龄六十六，按辈份算是曲福的叔爷爷。我们这一辈只有我健在。在我们曲家有个传统规矩，遇有红白喜事或者其它什么大事需经族公定夺。我们曲福是个好孩子，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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