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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说什么？”红霞看着红旗的一脸憨态，忍俊不禁。
红旗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就是象娘和三叔那样被奶奶赶出门，我也会娶你。”
这是红旗第一次用带有同情和赞许的语气提到母亲和三叔。
年轻人多年来一直将此当成自己的耻辱，不仅没去过兆禄和花在村外瓜园边的住所，还绝口不提有关于此的话题。他曾在不同场所与母亲不期而遇过。这些相遇看起来纯属偶然，其实是花苦心安排的。
她曾为红旗从鸽场那间封闭的屋子里走出而激动地流了一夜的泪，而此前，花几乎对红旗失去了信心，认定红旗会在那间房子里呆一辈子。她在上工的社员队伍里，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处处搜寻着红旗的影子，并以母亲独有的敏锐，在草桥沟边，在乡间的小路旁，等待着儿子的出现，但是每次见到红旗不仅没与他说过一句话，她还从儿子眼睛里看到了比怨恨更为可怕的冷漠。
河父海母26（74）
“红旗不认我这个娘了。”她向兆禄哭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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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禄蛮不在乎，他指着在地上嬉闹的三个孩子说：“只要你愿意生养，要多少我们有多少。”
兆禄的蛮力象他旺盛的性欲一样，丝毫没有因年龄的增加而有一丝衰退。他和花住进园屋子的第三年，瓜园已和其它地块一样碱得只长荆条疙瘩了。他于是学着社员们的样子，将数十亩的瓜园全部改造成了稻田，并挖出了一条引水沟渠。这项繁重的工作都是他自己干的，整整用坏了二十多张上好铁锨和十辆小推车。
数十亩稻子的收入使这个特殊的家庭丰衣足食。虽然他们的住所离蛤蟆湾子村仅隔几百米，但他们已与村人毫无联系。
不久前的一天，公社妇女主任刘兰青发现了这个单干户。她以公社干部的身份去过兆禄家，惊讶的不仅是这个家庭毫无集体观念，男女主人甚至还不知道政府已开始计划生育。花腼着圆圆的大肚子接待她，两个看上只差了一岁的孩子光着屁股在稻田时里戏水。
刘兰青将这一情况及时向公社党委、革委作了汇报。两天后，她再次出现在数十亩稻田边的两间小屋前时，身后跟着三名穿着军装的公社干部。刘兰青耐心地向男主人讲解政府的政策和公社的决定，但是不等她说完，兆禄已按捺不住了。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我这几十亩稻田归公？”兆禄冷冷地质问对方。
“是啊。”刘兰香没注意到兆禄的强烈反应，“还有，我今天还要正式通知你，你们生下这个孩子就不能再生了，政府的生育政策是最好生一个，最多生两个，按政策你们肚子的第三个已经不允许生了。”
兆禄被对方的话逗笑了。起初他以为一口一个“政府”的女人只是在打几十亩稻田的主意，没想到连生孩子的事也要管，他回答妇女主任说，地，你们也要不走，那是俺用铁锨和小推车改造过来的，至于生孩子那是自己家的事，谁不管不着。
刘兰香没想到粗大汉如此顽固透顶。她向兆禄发出警告：和政府作对没什么好下场。
“政府算个球？！”浑身的血液一时在兆禄的身体里沸腾起来，他把刘兰青的警告当成了对自己的公开挑衅，指着前屋蓄满清水的水缸，“政府就象这个瓷缸。”没容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已双手把水缸举了起来，在水花飞溅中，兆禄将水缸摔成了瓦砾。
事后，刘兰青才明白蛤蟆湾子大队支部书记鲍文化不肯与她一起执行公社“两委”决定的原因。她暗自庆幸没象鲍文化那样被扔出那个是非之地。花却为此担心了好一阵子，试图劝男人不再要孩子了。可就在她生下老三的两个月后，在与兆禄不分昼夜如饥似渴的男欢女乐中，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又有一个生命被种在了身体里。“生不生孩子得听老天爷的安排。”兆禄已把刘兰青不允许他们再生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此时，蛤蟆湾子村人和整个河父海母之地所有村的居民一样，全都陷入了计划生育带来的恐慌里。恐慌首先来自对“结扎”一词真实含意的理解。这个新鲜的名词村人最先是从宣传计划生育的公社干部那里听来的，很快，村里几名妇女便成了这一名词的实践者。
她们全是村里已生下两个孩子的党员，显然是听从组织安排，为全村妇女做个样子的。她们胸前挂朵大红花被拖拉机拉往公社医院，仿佛是去完成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她们回村后向每一个探视者讲“结扎”的好处，说只要结了扎，夫妻间即使一夜做三次也保证不会再有怀孕和生孩子的麻烦。
当其他女人问“受不受罪”时，她们异口同声，说那只不过是动一个再小没有的手术，和蚊子叮一口没啥两样。
但是，这几名妇女说话时有气无力，一连十多天下不了炕。“结扎”一时成了村人议论最热的话题，这一新名词很容易被理解为“截闸”，不让女人生孩子就象把沟渠中涌动不息的水流截住。可很快，在结过扎的鲍文化妻子牛俊英和周婶发生争吵的一场对骂中，所有人对这个词才彻底理解，“结扎”只不过是被割、被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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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是因为一个水桶发生口角的。牛俊英在担水时发现自己的水桶底部漏水，想起前一天周婶曾借用过。她提着破水桶找上门要求对方以旧换新，说自己家的水桶一直好好的，肯定是周婶家借用时碰坏的。周婶根本不买书记夫人的帐，说自己送还时水桶好好的，并反问牛俊英，自己只不过让儿子担两趟水，怎么就能碰坏水桶。这时已引来了十多个围观者，牛俊英见周婶不认帐，话变得苛薄起来。她说谁知道你借水桶干过什么事儿，你不是用铁桶盛几斤面看过人家临过门的媳妇破没破身吗？这等于揭周婶的伤疤，因为就在不久前前还有不少人向她兴师问罪。
“你这个老劁头！”周婶把最难听的字眼骂了出来。她仿佛要借此渲泄自己长时间以来受人嘲讽的恶气，“你不是整天把结扎结扎说得天花乱坠吗？其实你这点破事根本用不着去医院，常三就是办这事儿的老把式，他年轻的时候一天能劁二十头母猪！”
这话把牛俊英骂得张口结和舌，最后哭着跑回家里，把周婶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鲍文化听，希望男人能为自己出这口气。听完妻子的哭诉，鲍文化眼前一亮。他不仅没有因为妻子受到最为难听的辱骂而生气，还自以为找到了做通村人思想工作的突破口。
连日来，他隐隐觉出了村人对计划生育的冷漠和抵触情绪。在包括自己老婆在内的几名党员妇女结扎之后，尽管公社干部挨户做工作，却没有一个妇女再报名自愿结扎。各大队的支部书记向公社汇报本村计划生育工作时，党委书记对他很不满意。他为此绞尽了脑汁，但没有想出任何说服村人的办法。妻子的被骂却触动了他的灵感，他认为，只有把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害处向大家说明，才能最终解开村里人思想上的疙瘩。
当天夜里，他准备了一篇长达十多页的讲话稿，第二天一早，便把全村社员召集到了大队部。鲍文化在讲话中用事实控诉了女人们为争当“模范母亲”而造成的诸多悲剧，不仅例举了小个子女人为生十多岁还不会说话的小狗子而付出了生命代价，还将讲了二队生产队长雨“撸杆”的痛苦。他想将这些悲剧的造成与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害处联系起来，可后面的话却被社员们无法忍耐的哄笑声完全淹没了。
正当蛤蟆湾子村人把“结扎”看作女人的耻辱，对计划生育与“撸杆”联系着当作笑谈时，村里几名毫无思想准备的怀孕妇女在一天晚上被公社十多名干部强行带走。
她们都是鲍文化花名册上被列为不允许再生的女人，回来时一个个面色苍白，她们接受了与“结扎”同样让人恐惧的人工流产。在那间她们错以为屠宰房的手术室里，几个女人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鞋子，全都被地上流淌的血水染成了红色。
蛤蟆湾子被经常搞突然袭击的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组整得人心慌慌。虽然已临近春节，却很少有人像往常一样准备年货，大家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与计划生育工作组的周旋上。他们轮流在村口值班，只要远远地看到要进村的象是公社干部，马上鸣锣示警，女人们则立即如惊弓之鸟，四处寻找藏身之地。不时有女人从秘密的藏身处被公社干部强行带去结扎和流产。全村人开始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甚至将隔三差五进村叫卖小儿玩艺的小贩，也认定是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组的奸细。
孩子们从大人那里接受命令，责任心战胜了对各种泥制玩艺的奇心，不允许小贩再踏进村里半步。尽管这样，村里还是先后有几十名妇女被抓往公社医院。事实上奸细并非来自村外而在村内，老道的计生干部让在党组织的社员和听话的大队干部充当耳目，因此对上了计划生育黑名单女人的躲藏之处全都了如指掌。
他们开着带高音喇叭的拖位机进村，先装模作样喊叫这一次带走的女人名字，在得不到任何回应后，便对躲在衣柜里、床底下、草垛里的女人来个突然袭击，不由分说抓上人就走。这使村人很长时间都怀疑这些公社干部有个魔镜，能看到他们要找的人躲藏的准确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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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昨个儿还给生够五个孩子的女人发奖状发钱，现在连第三个孩子也不让生了？”刘氏对此大惑不解。这时侯，她意识到“计划生育”这个原本与邓家无关的事儿开始威胁到孙媳杏花了。她刚刚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