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赴远东时，采取当年迎战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战法，采取渐次邀击的战术，最终在日本近海一举歼灭或击溃美国海军主力舰队。
为了达成该目标，自1907年起，日本正式开始筹划建立“八八”舰队。该计划预定以舰龄不满八年的8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为一线主力。而当时的日本海军已经拥有9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符合这个要求了。考虑到替换问题，海军部认为为维持这个目标，七年内只需6000万日元的造舰费，财政并无压力。但考虑到技术的急速进步，特别是无畏舰的出现，这个计划并不先进。于是海军部于1910年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准备建造以12艘无畏舰和8艘大型巡洋舰为核心的超豪华舰队，预计费用为6。5亿日元。
这个计划拿出后，海军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了，时任海军大臣的斋藤实将计划削减至8艘无畏舰和7艘大型巡洋舰，并于1911年提交内阁申请批准。
内阁没有批准该计划，但增加了海军的造舰经费大约2200万日元。
日本的举动刺激了美国。美国在外交上既不信任俄国，也不信任日本。当日俄战争爆发时，美国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先让日本干掉俄国再说，所以大量认购日本的战争公债，为日本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
但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很快发现自己有可能与日本发生战争了。1906年10月，美国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采取种族隔离措施，指定专门学校供日、中、韩学生就读。满清和韩国不敢吭气，但日本人不干了，日本已经不是黑船入侵时代了，立即援引《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有关条款提出严厉抗议，使得日美关系骤然紧张。以至于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悲观地认为：如果一切都指向战争，那么就一定会发生战争。鉴于美国舰队主力置于大西洋，而巴拿马运河尚未通航，美国亚洲舰队绝非日本的敌手，最悲观的估计是日军席卷菲律宾、夏威夷甚至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
这份备忘录吓坏了罗斯福，连忙追问海军的对日作战计划，海军总司令杜威上将却不敢做出令总统满意的肯定答复，学习着日本人的行文习惯，“在战列舰舰队驶离大西洋90天内，有足够的优势在东方支配海洋。”
罗斯福自然很不满意，下令海军部、海军总委员会及海军军事学院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最终在1911年拿出了著名的“橙色”计划。
美国对日的警惕性骤然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新中国一切有关造船方面的要求均给予满足，进而对新中国海军向美国的购舰及舰炮制造方面的技术购进也一路绿灯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美国人希望在东亚出现一个足以牵制日本的国家，这个国家只能是中国。
而日本则因为新中国的横空出世极大地改变了其国防战略。
大陆政策的确立使得中国成为日本蚕食或鲸吞的目标。绝大多数政治家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只要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中国就绝不是日本的对手，日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实施他们的大陆战略，自朝鲜而满洲，然后逐步蚕食中国。所以日本一直扶持孙文的排满革命，不惜拿出资金和武器给予其支持，甚至帮助孙文实现南方的独立以分裂中国。除了支持革命党的排满，日本还像一个老练的赌徒一样多方下注，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甚至满清都加以扶持拉拢，以实现干涉、掌控中国内政的目的。
起初日本人对崛起于山东的蒙山军势力起初并未太注意，直到1906年底龙谦率第五镇主力南下湖湘镇压会党暴动，日本才关注起蒙山军的动向来，遂有卷入针对龙谦的广州行刺事件。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蒙山军起兵后竟然摧枯拉朽地推翻了满清帝国，连日本曾认真评估过战力的北洋新军也被蒙山军打的一败涂地，不等日本拿出一个针对中国局势巨变的总体策略来，蒙山军已经定都北京，进而席卷神州，建立了一个日本所不愿看到的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了。
新中华外交倒向了德美。那段时间里，新中华并未公开流露对日本的敌视，当然其间也出现了一些龌蹉，比如汉冶萍公司债务的争执，因间谍案驱逐外交官事件的发生。但两国关系基本是正常的，新中国承继了满清对日的负面资产，日本的在华利益并未受到公开的侵犯，特别是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仍被日本牢牢掌握在手里。随着新中华政治体制的建立，日本一部分元老甚至有拉拢中国的意图，而中国同意向日本出口原油（折抵庚子赔款）缓解了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敌意，对于1910年中俄因外蒙问题而爆发的军事冲突，日本就站在了中国一方，他们认为俄国对日本的威胁远大于中国。
但这种短暂的“和平共处”随着新中华经济军事的飞速发展而逐渐恶化了。日本人惊恐地发现，新中华并未出现日本政坛领袖所判断的内讧（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便预言新中国效仿英美议会政治注定失败），民主体制下包藏的是强人政治，一个以龙谦为核心的军事政治集团已经彻底掌控政局，满清、民党以及独立于满清之外的北洋军事集团被次第扫平，中国已经没有可以抗衡龙谦集团的政治势力，更不用说是军事势力了。
一个日本不愿看到的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令日本惊讶。在得到了美国和德国帮助后，在经济、军事方面以看得见的速度飞速发展，经济方面，以钢铁为例，早在1911年，中国沂州、汉阳两大钢铁基地的总产量就超过了30万吨！将日本彻底甩在了后面，据日本掌握的情报，1913年底，中国的钢产量超过了55万吨，而日本只有25万吨，尚不足中国的一半！石油方面，山东油田日产原油2500吨以上，日本基本是依赖进口。机械加工方面，中国在1910年…1913年的四年间，从德国和美国进口的机床超过了一万台，在济南、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太原、沈阳、长春、洛阳逐步建立了工业基地，可以生产汽车、纺机、自行车及普通机床等“高精尖”产品了，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小汽车早已超过了日本，他们甚至可以在美德技术的支撑下产生军用飞机！除此之外，医药、化工方面的成就也令日本感到惊恐，中国在火炸药领域已经超过了日本，而受益于瑞士斑马公司的技术支持，中国西药制造和研究也走在了日本前面。
新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东北的大豆在组建农垦兵团以及实施农业订单模式后产量逐年攀升，成为出口创汇的主力产品之一，仅1912年就为中国创汇1900万美元。石油，有色金属的出口量逐年增加，江浙一带的纺织业发展迅速，使得日本传统的出口优势项目受到了挑战，中国在生丝、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步极为明显，正在抢夺日本的出口份额。他们在两广、琼州建立了橡胶基地，日本反而要向中国进口生胶和橡胶产品了。
交通方面的情况也令日本担忧。尤其是新中国铁路建设成就斐然，京沈新线的提前通车（1914年3月全线贯通，比计划提前了9个月）令日本开始担忧起南满的安全来。因为即便日本加强司令部设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原清国驻屯军）的力量也无法阻挡中国内地向关外的增兵了。为此，日本开始增加南满的兵力，从一个以护路为主要目的的旅团增设为师团（不满员）。
最令日本感到担心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据日本经济部门估算，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20％，照这样发展下去，领导亚洲的还会是日本吗？
这种局面的形成其实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中国有着丰富的物产和无尽的人力资源，一旦消除内乱，建立坚强有力的领导中枢，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后，其爆发的潜力绝不是一个岛国所能比拟的。
经济的复苏必然导致军工的进步。1912年日本得到了中国自行研制的半自动步枪，认为已经超越了陆军列装的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枪，无论是备弹、射速还是杀伤力都超越了日制步枪，唯有精度稍差。中国在德国的全力帮助下已经可以生产150mm以下的火炮了，弹药的生产基本实现自产，不再依赖进口。
1913年，日本零星的情报经外交部汇总后递交军部，情报全面评估了中国的军事潜力，认为中国已经可以抗衡日本了。但这个结论并不为所有阁员所认可，尤其是参谋总部，认为日军一个联队足以击败中国的一个步兵旅，完全不接受陆军省的结论。关于中国军事情报有一个附带的建议，因受制于国安总局越来越强大的反间谍能力，强烈要求建立专业的情报机构以加强对中国的情报收集。之前，日本是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的，这份报告虽未得到军部特别是陆军参谋总部的认可，但促使了日本国家情报院的成立，这是后话了。
回到正题。
在欧战爆发后，日本朝野一片欢腾。对日本朝野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井上馨公爵给日本陆军的灵魂人物山县有朋写信，认为欧洲发生的大战是对日本发展国运的佑护，日本应立即停止政争，和英法俄联手行动，确立日本在东亚的绝对领导地位。
井上馨元老给山县有朋的信里隐藏着多重意思。是时，日本内部问题重重。
首先是极度虚弱的经济。日俄战争后，为日俄战争而发行的外债本息已经超过了日本年度预算的二倍，达到10亿日元。因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战争赔款，日本为了偿还外债还要再举外债。偏偏日本贸易又出了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在传统的出口项目上受到了中国的挤压，连年入超，经济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下，军部还要继续增加军备投入，那就只能依靠增税了和削减财政支出了。其结果是内阁和大藏省极力抑制陆海两军的扩军预算，以至于海军和陆军为了争夺有限的预算资源发生激烈的争吵，总理桂太郎因此辞职。日本军部为了实现各自的拨款要求，不得不分别走向政治策动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