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权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务院强烈不满外，必然地导致议员的身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参议员，简直成了嚣张跋扈的代名词，京城流行一个口头禅，俩人在街上发生纠纷，马上脱口而出：你以为你是参议员啊？
贿选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1916年以来，已经有7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监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诉讼，只有1人被证明是诬陷，恢复了职务和名誉。免于诉讼的也被剥夺了议员资格。两院还好，基层议会就更是乌烟瘴气了。政务院攻击议会的炮弹多来自基层议会的丑闻。不可否认，基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是不如国家层面的，而龙谦更重视基层议会的选举、运行，认为只有基层议会确实履行职责了，基层政府才不会懈怠和违法。实际情况是，基层议会的选举和运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脸包公之名的监察部长曹敏忠对龙谦做过这样悲观的判断，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县三级议员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来路不正，要么胡作非为。假如属实，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曹敏忠进而认为，百姓参政议政的基础极差，出任地方议员的，多是些流氓、讼棍和恶霸，一些议会其实就是黑社会（这个词是龙谦发明的），而且，基层议会越来越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历史上的反对势力正在将其当做实现其政治野望的舞台，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议会成员的政治身份都是从民党系统化出来的反对党，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
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判了刑，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包括方声远、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对于此案，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但在私下，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不要总盯着外国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比如交通、工业和军工部门，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1917年，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大型”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其实，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组织法》也讲的很明白，中国不是美国的联邦制，各省并无自治权，而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行使省一级的行政权。但连省自治的呼声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党势力强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广西等省，总在和中央闹别扭，嫌地方的权力小了，特别是税收方面，地方认为自主权太小，地方没有财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办不了。江苏广东也算民党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蒙山军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员多，情况就好的多。
另一类是边疆省份，比如正在闹事的新疆，教权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扩大地方的权力。通过正当渠道传上来的呼声，中枢采取耐心的正当的手段解决，更多的通过中枢和地方的官员交流来解决，非正常渠道的呼声，中枢则用非常手段处理，国安总局名声不佳，和这有很大关系。连省自治也好，联邦制也罢，龙谦是绝不允许的。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龙谦也没有答应。他认为在现阶段，必须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和改善民生。但这种思想并不为中枢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权的建议，比如出任副总理的唐绍仪就认为中枢管的太多太死，放权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则从税务上看问题，认为现行的税制需要调整，应该给地方一些财权，不要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报到中央来。
集权和分权是历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中央必须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来治理，建国之初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现在是四级制，多了个市级，因为感觉到省级政府直管县级有些“累”，这个决定造成了“吃皇粮”人数的激增，增加了财政负担。龙谦曾为此发了脾气，批评政务院没有长远观念——一个政府，总是走精简到臃肿之路，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汲取？
到现在，分权的呼声并未平息，议会不断有提案，递到政务院，统统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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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节 家事国事天下事（三）
第二件就是所谓的元老集团了。一般地讲，军内把参加过蒙山整军的归于元老集团，如今这个称呼已经从军队扩展于其他领域，这个令龙谦不舒服的称呼已经公开见诸于报端，甚至有个浙江籍的小说家在他自以为用了小说新技艺的一组短篇里以光武帝二十八将为名影射了蒙山军元老们的种种不端。该组小说在一向以文学潮流引导者自居的北京大学人文社出版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国防部长封国柱元帅极为震怒，准备收拾那个特立独行的小说家。其实封帅是不读小说的，他是听了青军联某首脑的汇报才找了那本只有不到十万字的小说集看，认为比青军联的报告更为严重，甚至有讥讽谩骂总统的嫌疑。
国防部宣传局甚至准备起诉那个作家了，此事最终被龙谦压下。龙谦给国防部一份有关社会舆论导向的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打消了宣传局的念头——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人站出来关注军队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已经虚弱到连一本小说都害怕的地步了吗？与其如临大敌，倒不如反省自己究竟是不是变质了的二十八宿。
实际肩负意识国内形态管理的国防部宣传局明白总统对于文化界的一贯态度，只要不触犯现行法律，不构成叛国、泄密、诽谤罪，话随便说，文章随便写。即使真的将那个浙江人告上法庭，也不会有事。刘秀赖以起家的南阳军事集团中有善保富贵者，但也有身败名裂者，至少人家不是杜撰。以东汉开国集团比喻蒙山军，算是很客气了，如果数一数西汉的开国功臣，下场要惨的多。
元老集团是确实存在的东西。经历了建国前的十年风雨，活下来的“元老”们如今都是实权派了，在军队的，最次也是个准将了。在地方的，职务便更高，当个副省长都觉得委屈。
不过，元老集团的成员大多“盘踞”在军队系统，包括兵工系统。转行脱去他们引以自豪的军装到地方任职的不足五分之一。
军队都听龙谦的，现在还看不到反抗龙谦势力的存在。但国防军正宗血脉的蒙山军系统，又存在着三大山头。1903年龙谦分兵关外，形成了以鲁山为首的第一个大山头，这个山头就是后来的北方军系统，熊勋、石大寿、范德平、程二虎等都是这个山头的代表人物。1906年龙谦统军南征，留在山东的将领组成了山东军，这是蒙山军系统的另一个山头，以方时俊、叶延冰、吴念、瞿鸿翔为代表。当然，还有一个主峰系统，那就是龙谦亲统的南方军，以王明远、封国柱、司徒均为代表。每个大山头下，又分成了几个小山头，像南方军内部，当初的第九协就看不起周毅统领的第十协，认为九协才是正宗。这和后来周毅垮台有一定关系。梳理龙谦当时带去湖南广东的两个协（旅）军官的发展轨迹，明显看出九协出身的前途更为光明。九协当时的营长，现在最次也是师长了，很多已经当时了军长或者相当级别的参谋主官，或者到了总部任职了。十协就差的多，这还是后来龙谦有意栽培十协系统的军官，像蓝心治、韩子英、隆鸿渊等，才让十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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