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当即把一件自己钩织的淡蓝色的安哥拉毛短外套给她披在肩上，这样在这个关节囊里的润滑液就不会突然凝固，从而提高耐磨性。这件短外套就像茶壶上的保温套。有时候，像卫生纸的卷筒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用来自制首饰盒，装饰用的绒球按颜色不同端正地分别摆在上面。这些绒球还可以用来装饰汽车后窗，就放在正中央。埃里卡的装饰球就是她自己的头颅，它自豪地高昂着。她穿着高跟鞋在光滑的镶木地板上笔直地走，今天在地板的一些易磨的地方铺上了廉价的甬道地毯，她朝老同事走去，想从内行的嘴里得到祝贺。母亲从身后轻柔地向前推她。母亲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背上，放在埃里卡的右肩胛骨上，放在安哥拉毛的外套上。
瓦尔特·克雷默尔一直是个烟酒不沾的人，但是仍旧能量过人。他就像吸盘似的，跟在他的女老师后面，在那群喋喋不休的人中间犁地。他寸步不离地粘着她。如果她需要他，伸手可及。如果她需要男性的保护，只要转个身，就能和他碰了头。他甚至寻求这种身体碰撞。短暂休息马上就结束了。他张开鼻孔深呼吸，感受埃里卡的存在，就像在难得一去的高山草场，用力地深呼吸，这样能把特别多的氧气带回城里去。他从天蓝色外套的袖子上拈下一根落发并为此心怀感激，我亲爱的天鹅。母亲隐约感到这种神秘的东西，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有礼貌和责任感，这与时下两性关系中一切习以为常的和必要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克雷默尔先生对母亲而言是个小伙子，但却正派可靠。在进入最后一轮比赛之前，还可以闲聊一会儿。克雷默尔想知道，为什么这样精心组织的家庭音乐会在慢慢消亡，同时为此感到惋惜。首先死去的是大师，然后是他们的音乐，因为大家都更爱听流行歌曲、通俗音乐和摇滚乐。像今天这样的家庭不再有了。过去这样的家庭为数众多。凭嗓子吃饭的那几代人满足于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唱，只要嗓子不倒。白天他们养护磨破了的嗓子，晚上就得让它回报，他们在贝多芬的作品中磨蚀自己。而今天的学究们只会和着布鲁克纳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吼叫的节拍并把他赞为上奥地利州更好的手艺人。轻视布鲁克纳是年轻人的愚蠢，许多人已经犯过这个错误了，克雷默尔先生。要理解他需要很久以后，请相信我。在您对此不理解时，请放弃时髦的判断，克雷默尔同事。从专业人士口中听到同事这个词让攀谈者感到幸运，马上说起有关舒曼以及后来的舒伯特的“渐弱”一类的流行专业用语。他谈论着他们的柔和的中间音，自己的声音在这当中也变得虫蛾似的越来越模糊。
接下来是科胡特/克雷默尔二重奏，这是本地乐坛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事。这是很活泼的快板。这段二重奏他们练习得很好。在这个音乐演出季节里他们两个都没有演出过。只能允许他俩作为消费者参加，可他们的水平要高得多！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听众，他们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心存幻想。他们中的一部分——埃里卡差点参加了演出。但是办不到。
现在他们俩在中间音、中间世界、中间领域的松散的尘土层上温柔地漫步，因为中间阶层熟悉它。不尚虚荣的舒伯特的“渐弱”开了头，或者如阿多诺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所述，这个“渐弱”在舒曼的C大调幻想曲中。它流向远方，进入虚无，但是并没有掩盖有意识“渐弱”的庄严结局！逐渐消失，而无所觉察，并非有意！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以便享受自己在不恰当的地方大声说出的话。两个人都在想，自己比另一个更懂得，一个是因为他的年轻，另一个是因为她的成熟。他们轮番地、一个比一个厉害地表达对那些无知的人、毫无理解力的人的愤怒，比如由他们召集来的这许多人。教授，您看他们呀！克雷默尔先生，您好好看看他们吧！轻蔑的纽带把师傅和徒弟联结在一起。如果这些健康的人群将传统称之为健康，并且在这传统的泥塘里惬意地打滚的话，舒伯特、舒曼的生命之光与他们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差。见鬼去吧，健康。健康是使人容光焕发的东西。交响音乐会节目单的画工以令人厌恶的新潮手法画了些类似健康的东西，由此想像出有价值的音乐的主要标准，健康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弱者被淘汰。这个观点在那些洗桑拿的人、站在墙根撒尿的人那里会被喝倒彩。贝多芬被他们看作是健康的大师，可惜他是个聋子。包括最健康的勃拉姆斯。克雷默尔敢于提出异议（并且切中要害），认为布鲁克纳也一直是个非常健康的人。他为此受到严厉指责。埃里卡谨慎地表示，由于她与维也纳和省里的音乐会活动的个人摩擦而受到伤害，直到她放弃。敏感就像温柔的扑灯蛾，必遭焚毁。埃里卡说，因此说这两个人，即名字有共同前缀的舒曼和舒伯特，在很大程度上是病人，他们和我受伤的心挨得最近。不是那个舒曼，那个舒曼的所有思想都已随他而去，而是这个近在眼前的舒曼！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他已经感觉到他精神的逃离，他已痛苦到极点，他告别他有自知的生活，已经进入天使与魔鬼的合唱，然而他还抓住最后的一刻，但是他自己已经不是完全自知的了。还有思念的谛听，对失去珍贵东西的哀悼：他的自我。在这个时期，在完全放弃之前，人尚能知道，他自己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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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师3（10）
埃里卡以轻柔如歌的声音讲述，她父亲在完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死在施泰因霍夫。因此埃里卡特别受照顾，因为她已经吃了苦。对所有这些过分炫耀的健康，埃里卡不想再说什么，不过她有些暗示。埃里卡要在克雷默尔身上榨出一些情感来，毫不留情地用上了凿子。为了她的痛苦，这个女人值得赚取男人每一克可以得到的好感。年轻男人的兴趣来得又快又鲜明。
休息结束了。请您回到座位上去。接下来是勃拉姆斯的歌曲，由一位年轻的女高音新秀演唱。一会儿音乐会即将结束，没有比科胡特/哈伯考尔的二重奏更棒的了，它会赢得比休息前更热烈的喝彩，因为可算完了，大家都松了口气。叫好声更多，这次不仅有埃里卡的母亲，而且还有埃里卡最好的学生。母亲和最好的学生互相用眼角打量对方，两个人的喊声都很大，很有力，同时又都渐起疑心。一个想得到些什么，而另一个不愿意付出。灯光全亮了，连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也大放光明，在这美好的瞬间什么也不必节省。男主人热泪盈眶。埃里卡加奏了一首肖邦乐曲，男主人在这个夜晚想起了他的祖籍波兰。女歌唱家和她迷人的伴奏者埃里卡手里捧着巨大的花束。两个母亲和一个父亲在远处出现，他们也同样是来献花的，献给教育他们孩子的女教授。天才的年轻女歌唱家只得到唯一的一束花。埃里卡的母亲和气地帮忙用丝纸处理一下，以便于运输。我们只需要带着这美丽的花走到车站，然后有轨电车可以把我们差不多一直拉到家门口。从乘出租开始节约，到一所房子为止。有一些不可缺少的朋友和帮忙的人愿意用自己的轿车安排接送，但是母亲认为这一切都没有必要。多谢了，我们不能接受您的帮助，确实也没必要。
瓦尔特·克雷默尔大步走过来，帮助他的钢琴教授穿上狐皮领的大衣。这件冬大衣他在课堂上已经认识了，它在腰间有束带，当然还有这条厚实的毛皮领子。他给母亲穿上她那件黑色波斯产羔羊皮大衣。他想把中断了的谈话继续下去。科胡特小姐现在为音乐耗尽心力，可以凯旋而归了，他马上谈起有关艺术和文学之类的适合这个场合的话题。他紧紧地吸吮她，给埃里卡嵌入一圈牙印。他帮助她伸进胳膊，甚至敢从后面把她半长的头发从毛皮领子中拿出来，整好摆平。他提出陪两位女士去车站。
母亲觉察到了什么，是现在根本说不出口的东西。埃里卡对洒落在她身上的关怀的雨露怀着复杂的喜悦之情，但愿这关怀不是鸡蛋大的冰雹，把她砸出洞来。她还得到一大盒巧克力糖，现在由瓦尔特·克雷默尔拿着，这是他从她手里抢过去的。他还负担着一束橙色的百合或类似的什么花。被这些各式各样的负担（音乐不是其中最小的）压着，这三人在与主人热情道别后，悄悄向车站走去。年轻人先走一步，妈妈跟不上前面年轻人的步伐，没法很快追上。不过在后面妈妈看得更清楚，也更利于偷听。埃里卡有些犹豫，从这个开始阶段就犹豫，因为可怜的妈妈在后面不得不一路小跑，而且独自一人。否则这两个科胡特总是手挽着手，谈论埃里卡的成绩并不害羞地大加赞赏。今天，跑到这儿来的这个年轻人取代了已显老态的母亲的位置，她皱皱巴巴，被人忽视，像在掩护后撤似的。母亲的纽带绷紧了，在十字路口把埃里卡往后拉。母亲一个人跟在后面已经让人很不自在了，要是她是自告奋勇的，那就更糟了。要不是克雷默尔先生这么假装热心，埃里卡可以随意地走在母亲旁边。她们可以共同回味刚才的经历，也许还可以从糖盒里掏点吃的，预先体味她们随即将在起居室里得到的舒适的暖意与温馨。没有人会放过这种温暖。也许她们还能赶上看电视里的夜场电影，这大概是这喧闹的一天最好的尾声。而这个学生与她越贴越近。他就不能保持距离？感受一个蒸发着年轻热量的躯体在身边真痛苦。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令人难以忍受地一切如常，无忧无虑，倒使埃里卡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他这不是把他的健康强加给她吗？看来有成双成对地在家里的危险，这可是谁也不许有份儿的事。谁又能比母亲更能在自家的四壁之间保证宁静、有序、安全呢？埃里卡只想蜷进她柔软的看电视的沙发